变——我的学校（二）

一、我的小学

1968年，六岁的我踏入校园，遗憾的是，入学时间究竟是春季还是夏季，我的印象是夏季，我的档案资料填的应该一直是夏季，前几年才听有些同学说起是春季，如今已难以确切记起。能肯定的是6岁入学，不过没满6岁也可以说是6岁。那时的启蒙老师是戴明金和刘于海。刘于海老师年事已高，与我家祖辈似乎有些亲属关系，在我小学尚未毕业时，他便退休离开了学校。戴明金老师来自隔壁小队，他家的房子紧挨着我大姑爷的房子，位于后方。工作后，戴老师多次向父亲提及，说在客车上遇见我，可我没有与他打招呼，认为我摆架子、不懂礼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是我认人能力欠佳，另一方面与他见面次数极少，所以常常没能及时认出，或是根本没留意到他。

同样误解我的，还有原小队的一位长辈。或许是因为我不善交际，在人多的场合未曾主动与他打招呼。再者，他的辈分按不同亲属关系界定差异较大——按年龄，他只比我大十岁出头；按父亲对他父亲的称呼，我该唤他叔叔；按母亲这边的辈分，我又得叫他外公，这也导致我有时不知该如何称呼。当然，我在人情世故方面确实有所欠缺。比如1979年我考上大专后，家里宴请了复读时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他家在我家对面，相距约二里多地，复读那年我住在他办公室兼住房里，和他儿子同睡），以及附近的学校校长、书记，还有林场类似大队书记职务的人来家里吃饭，却遗漏了同在一个小队的高中两年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和小队队长。这或许是父亲的疏忽，但我也没尽到提醒的责任。不过，说我摆架子，实在是冤枉，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无职无权，哪有摆架子的资格，即便有，我的性格也绝不会如此行事。

我的启蒙学校是大队小学，当时我所在的小队隶属黄菜大队，后来被划分到贺东大队。不久，原小队又细分为三个小队，我们小队曾有一段时间划规公社林场。在那个年代，每个大队都设有一所小学，幸运的是，学校就坐落在我们小队，距离我家大约一里半，上学还算方便。学校由原来的地母庵改建而成，是一座阶梯式四合院。当我读到二年级或三年级时，由于学校位置对于整个大队而言过于偏僻（我们小队位于大队最南端），便被拆除了。拆迁期间，老学校已拆，新学校尚未建成，我们只能借用大塘坑的几间民房当作教室，我所在班级的教室就设在我大姑爷家。新建的小学距离我家约四里多，同样是阶梯式四合院的模样，学校左上方有一个土质操场。小学校长戴甲宗老师同时教授我们算术，似乎还担任班主任。我的算术成绩较为突出，戴老师常布置算术应用题让大家练习，先完成的同学可以提前回家，我常常是第一个交卷离开的。在小学阶段，虽然背诵课文并非我的强项，但整体学习成绩还算不错，经常能获得奖状。

我为人老实，胆小怕事。有一次我却做出了出格的事。那是在我读三年级或四年级的时候，根据期未通知我好像是和星正到学校领取通知书，却发现校门紧闭，我们喊了许久都无人应答。一气之下，我拿起石头砸向学校的瓦房，随后撒腿就跑。戴校长闻声开门追赶，追了一里多路，或许是担心我奔跑中摔倒受伤，便不再追了。后来他将此事告知了我的家人，我因此挨了一顿责骂。

小学老师除了前面提到的，还有杨开龙老师教语文，另外还有一些临时代课老师，如来自隔壁大山大队的戴四姣，她的哥哥戴宏忠似乎也教过我们。还有一位当时年轻的戴老师，后来参军并在部队提干（他是“香”字辈，但名字我已记不清，后来听说他娶了当时大队有名的易姓妇女主任），另外我们小队的邓金秀老师也在小学任教过，只是我不太确定她是否直接教过我。至于其他老师，随着时间流逝，记忆已逐渐模糊。比如后来教过我妹妹（她比我小四岁），而且是我家小姨奶奶或三姨奶奶女婿的付昌成老师，我也无法确定他在我读小学时是否在校任教。

那时小学同学的年龄差距较大，和我父亲共曾祖父的友姣姑姑，比我大十岁左右，我们还同窗了两三年。小学同学中，年龄比我小的有共一个曾祖父的堂弟映龙，另立佳在启蒙时也是我的同学（只是由于他父亲在水浸坪教书，后来转学，我对他在同校启蒙印象模糊，还是听他提起后才隐约记起）。年龄比我大的同学有育林、武汉、星正、胡姣、友姣，后来一同升入中学的，因年龄等原因，只剩下育林、武汉、立佳，胡姣是否同时升入初中已无印象。这些同学是同一个生产小队的，其中立佳、育林、武汉还是亲堂兄弟。其他不同小队的同学，如今我能记得名字的，大多是后来一起读中学的，像刘修龙（好像还有个刘修虎，他们并非亲兄弟）、戴甲林、戴开忠、邓集成、付昌义、付昌德、付松柏、易以前、付池香、戴球淑。还有一位叫付礼文的同学，他比我稍大，他家父辈成分是富农。学校还在地母庵时，他弄坏了毛主席像，当时学校对他以反革分子进行了批判，至于他后来是否继续和我们一起读到毕业，我已记不清楚。读一年级时，还记得当时的隔壁贺东大队有个智力存在障碍的同学叫刘功什么的，他几乎不识字、不会数数，入学不久便辍学了。

小学时期，母亲患病的经历让我刻骨铭心。只是具体发病时间，我已记不清了。母亲患的是葡萄胎，家人先是将她送到区医院治疗（当时借了别人家的竹躺椅抬着去，是抬到水浸坪街上再转乘客车，还是直接抬到邓家铺区医院，我不知道。后来去医院也借过竹躺椅，是否直接抬到过武冈县人民医院也没印象了）。当时做了吸刮术，但由于父母和姐姐几乎不识字，我没有兄长，妹妹年纪尚小，全家人医学知识匮乏，加上医疗条件有限，治疗并不彻底，导致病情复发并恶化。此后又多次前往县医院、地区医院（当时邵阳市称邵阳地区），最终还是没能挽留住母亲的生命，模糊印象是在我升入初中前后（家谱上记载是公元1974年甲寅7月20辰时葬尖峰岭）病故，病故时还未满47岁。母亲病重时痛苦不堪，家旁的小水渠和小水坑，曾是她想要轻生的地方。那时我虽年纪小，但也时刻守护在她身旁，内心满是恐惧

在生活方面，那时步行上学。每天早晨起床后，我还要扯猪菜或放鸭子、砍柴，春耕时期常要割牛草给生产队喂耕牛而挣工分。母亲生病后常要自己做早餐。吃完早餐才赶去学校。放学后吃午饭，秋冬季节红薯是主食，常常水煮红薯充饥，味道不好，我也只能勉强吃个半饱（小时候吃厌了红薯和老南瓜，导致后来老婆一买回红薯和老南瓜我就烦，不过近几年我也喜欢吃了，有时也买）。晚上一般没有饭吃，偶尔有，也是中午剩下的。午饭后，扯猪菜、割牛草、放鸭子、砍柴仍是日常任务。等我再长大些，便开始出队工挣工分。壮劳力一天能挣十分，妇女一般七八分，我刚开始出工只能挣两分。年终分红时，我们小队每个壮劳力一年的收入也少得可怜，最多似乎也没超过五角钱一个劳动日（即十分），最低时仅有一两角钱。

小学阶段，阶级斗争的宣传氛围浓厚，老师反复讲述，还经常组织忆苦思甜活动，并要求我们以此为题材写作文。为此，我常让父亲讲述解放前家里的苦难经历。父亲本就不善言辞，他常提及的是躲避壮丁的艰辛。为了躲避壮丁，他远走城步、绥宁，有一次去了在城步四都做长工的舅舅家；还有一次临近年底，抓壮丁的人没抓到他，就把家里养的一塘鱼全部抓走。我也常把这些写在作文里，但好像也写不出几句话。另一个就是他没书读的苦，年老时他也常讲起，爷爷在世时不送他读书，让属长子的他在家耕田做农活，送二叔读书，因此二叔读的书多，三字经，汉书什么的，据说后来还考上了武冈师范，可惜不知是他自己疏忽，还是遭人算计，最终被人顶替。当然这只是父亲这样说，至于事情真相，早已无从考证。父亲还会讲自己还没犁的扶手高就开始学犁田，爷爷去世早，家里农活繁重，有时他还要给富人打短工，或者租富人的田种，以此维持一家生计。他也说起附近的地主财大气粗，家中田地多，大口吃鸡腿肉。此外，我在油榨铺后面的草坪上，观看过公社宣传队文的《收租院》等文艺演出，印象中有刘文彩、白毛女、黄世仁等角色。我似乎还去过水浸坪参加斗争会，但具体斗争对象已毫无印象，大队的斗争会也记忆模糊。只知道毛屋场有个口腔有残疾（我们那里叫缺子）男地主，因多次被斗争而上吊自杀。我们小队由于没有地主，便将岩老坪无儿无女的邓家三爷爷的老伴（她是改嫁而来，改嫁前应是地主婆）拉来参与斗争，但她为人善良，年事已高，又是小脚，所以斗争也只是走个形式。后来，我们小队存放在仓库里谷子被盗，不知怎么就知道了是几人合伙作案。那几人却不肯承认，因此在斗争过程中受到了较为严厉的对待。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在我家堂屋斗争一位身材矮小的堂叔，他们使用辣椒粉，还用绳子绑住他的拇指，让他跪地，甚至将他吊起。另外还有一个受斗争时受的苦也和这堂叔差不多。不过运动过后，那几人并未受到大的影响。而这起谷子盗窃案最终好像也没有明确的定论。

小学时，在地母庵学校看了电影《上甘岭》，印象最深的是许多人在光秃秃的山坡上奔跑的画面，其余情节已记不太清。还有一次群众大会中，一位蹲点干部把一个盒子挂在学校柱子上，盒子里传出说话和唱歌的声音，这让年幼的我感到十新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