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父亲画像》之六

                                                                         《我为父亲画像》之六

 从“寿背的”回到家里之后，主事的堂兄便向传达了母亲的“旨意”，要我在父亲的孝堂上结婚。
        在孝堂上结婚？我以为是自己没有听清。
        是的，在孝堂上结婚，二娘是这么说的，堂兄肯定地回答。
        在孝堂上结婚？我反问一句，仍然不敢相信。
        堂兄没说话，却坚决地点了点头，表示没有说错。
        我哑口无言，陷入不解之中。父亲的灵柩还摆在堂屋里，做为儿子的我，却要在他老人家的灵柩旁边结婚、举行婚礼？这不是天大的笑话？
        我无法接受这种安排，我实在不能面对这一现实。我去找母亲说，不能这样安排。很遗憾的是母亲坚持在孝堂上办婚事，没有通融的余地。她老我家的理由是，家里有人过世，三年内是不能办婚嫁之事的，而我，当时已经24岁，再拖三年就是27岁，还找得到老婆？
        真还有这样的风俗？就算有这事，我也不能在父亲的灵柩还摆在堂屋里，去办我的结婚大事！
        母亲一口回绝我，说，不结婚就不准抬父亲出门！
        按照母亲的意见，叔伯兄弟、亲戚朋友围拢来开会，要我就范。
        我陷入无可奈何之中，不知道如何是好。不答应嘛，瞧母亲那架式，她不会同意让父亲正常出殡的。同意？我真的不忍心如此面对父亲。孟子曰：“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意思就是父母活着时供奉父母还称不上是大事，只有父母去世后安葬他们，才可以看作是人生的大事。像苏东坡那样，两次因双亲故去而辞去朝廷委任在家服孝三年，我不可能做到。但是，在父亲的灵堂里结婚，我怎么也难以转过这个弯哟！
        让我难以顺从母亲“旨意”的，还有一个原因。我那经人介绍而相互认可的对象，也仅仅是她自己的意愿，她还没有经得她父母的同意。而且，她到十八岁还差四个多月，按当时的《婚姻法》规定，她还没到结婚的年龄呢。而且，她仅仅与介绍人一道，在我父亲逝世前五天的晚上到过我家一次。当时，父亲因病已早早地睡了，根本没与我家里正式谈过婚事。这样就提出要我结婚，现实吗？
        母亲表现出从来没有的固执，一口咬定非得在孝堂上结婚不可。
        于是，我深深地陷入了两难之中。答应结婚不行，不答应结婚也不行。怎么办？
        那天晚上，我与陪同我一起守灵的几个朋友，在父亲的灵柩旁边打地铺睡下。我一直没有入睡。摆在灵柩前的父亲的画像，在惨淡昏暗的油灯下忽明忽暗。画中的父亲在盯着我，仿佛想要洞察我的内心。我想，如果父亲能够说话，他会同意我在他的孝堂上结婚玛？
        也许他会同意的。他与母亲一样，一直为我24岁了还没结婚担心。要知道，那时，我已经是确确实的大龄青年了哟。为父为母，怎么能不为儿子担心？
        他们的担心，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参加了几个月的文化革命，我所在的又是一个被打成保皇派的组织，不仅一直受压，而且还被关在粮站楼上审查过，家里也被查抄过。那时，我觉得自己参加文化革命是上了大当，有如困兽无以发泄。因工厂停工回到家里的哥哥，看到我情绪太坏，而且还背地里骂江青，怕我出事，对我说，你不是从小喜欢文学吗？你就写点东西吧。于是，我就开始用心于写作。我的这种状况，家里人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我暗自担心。他们知道我的性格，一旦顺不过气，也许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我想，母亲执意要我在父亲的孝堂上结婚，也许怕我出事，想用结婚将我拴住的因素，比怕我年龄大了找不到老婆的借口更实在。
        是的，肯定是这样的。
        对于我的那个她，我们家肯定是十分赞同的。那天晚上她来到我们家时，家里人都很看中她。父亲虽然已经睡了，估计也知道这件事，也知道她是谁。因为她随她的父亲在公堂上缝纫点干过，父亲是见过她的，相信父亲也会欢迎她做自己的儿媳妇的。因为她到过我们家之后，父亲曾经对我堂侄维军高兴地说过，你七叔（我在大家族中排行老七）找到七娘了。由此可见，父亲对她是很认可的。
        问题是，我与人家有那种想法才几天时间，她会同意吗？她家里会同意吗？据说，有好多的人去她家说过媒，有军校毕业的军官，有大学生。对于我这样一个家境贫寒的落魄者，她们家会同意吗？
        我想，这么快就结婚，而且是在孝堂上结婚，她不一定同意，她家的人更不会同意。这不很好吗？母亲再坚持，人家不干，也没办法。这样，我不就解脱了吗？这样一想，心理压力也就一下没有了。第二天，我对母亲说，好吧，我去问问她。她和她家里的人要是同意，就结婚吧。
        当时，她在朱溪桥联合厂做缝纫工。我的朋友维松陪我去找她时，她去武冈城里修缝纫机去了。我们当即往城里赶，找到她后，不敢立即说结婚的事。在街上转了转，后来去了照相馆，照了一张三个人的合影（还不敢提出来出与她两个一起合影）。我们是走路回公堂的。过了石羊桥之后，维松将我家的变故告诉了她，最后提出在孝堂上结婚的事。
        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她一听，没半点犹豫，竟然一口答应“好”！
        我转身看了看她，好一阵才说，你听清楚了吗？
        她说，听清楚了呀。
        天啦，她居然立刻就答应了！也许，确实是天意让我碰到她？我们天生是要做夫妻的么？
        回到公堂之后，她没有一点犹豫不决，就跟我一道进了家门。并且，当即拿上母亲为我准备用来结婚的帐子布、大姐为我到供销社买的一块花布都交给了她，由她在公堂缝纫点借用人家的缝纫机自已做好帐子，缝好被面。
        看着她默默地做这一切，我心里在想，万一她家里人不同意，她怎么办？我想与她说，却又不敢与她说。心想，还是听天由命吧！
        与我猜想的不差分毫，她回家一说，家里人不同意，族人也没有一个人同意。最后，她扔下一句让所有的人都气坏了的话：你们同意我要去，你们不同意我也要去。最后，还是她妈松了口，说，随她吧！
        得到她们家同意的讯息之后，第二天，我衣服也没有换（也没新衣换），穿着裤腿补了一个补巴的裤子，将她接了回来，在父亲的孝堂上拜堂成了亲。第二天，她腰上系一根红布条，戴着孝帽，与我一道将我父亲送到了“寿背的”，与我一道跪拜所有送葬的亲朋好友。过了四个多月，才去公社补办了结婚证书。一张红纸，顶头印的是毛主席语录“抓革命促生产”，下面是结婚证三个大字和我们愿意结婚的证明，我们才成了合法的夫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