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消息，如同报纸头版头条热门新闻，在水头溪爆炸了。当地山民的俚语说法是：硬是闹浮了。
水头溪实在太偏僻、太闭塞了；山民们的见闻也实在太浅陋、太狭窄了。在这很少能有外地新鲜消息传来的山区，对于任何新奇事物都有一种特殊的敏感，特别容易引起轰动。诸如谁家的媳妇养孩子先下来两只脚；谁家母鸡孵出一只三只脚的鸡崽子；谁家的满女这山望着那山高，在娘屋里当着老黄花女，三十边上才出嫁，东挑西挑，到头来嫁了个“公婆人”……之类的消息，足可在人们的口头上流传三、五个月。如果是重大消息，那轰动之盛况，的确只能用“闹浮了”三个字来形容了。
一个月来，不论在屋场、禾场、田头、地边、堂屋，人们只要围在一起，就会兴致勃勃地谈论这一消息。县里本来只是个简单的电话招呼，大队干部理解得又很模糊，而山民们传话的热情又颇盲目。这么一来，传来传去，免不了走样，变得似是而非，越说越奇，越说越离谱了，误春牛也因之成了“立言”人物，他那信口而说的“怕是腊妹她哥哥回来了”的判断，竟被当成千真万确的定论，被人们普遍传诵。
“腊妹哥哥要回来了，如今她有好日子过了。”
“说是在外国当了大官哩。是一家公司的什么长，比团长还要大！”
“听说长年身边跟着个羊尾巴头发的女人，才二十几岁，说是他私人的。”
“你呀，拿现成的话都说不出来，什么私人的，好笑！人家叫‘私人秘书’，晓得么？”
“对，我记起来了，是叫私人秘书。是陪着他办事，陪着他吃饭，陪着他睡觉的。他走到哪，私人秘书就跟到哪 ，从不离开他的。”
“哟，那还不就是小老婆！”
“也差不多吧，不过外国不兴这么叫。”
“这一下腊妹时来运转啦，要发大财了。听说她哥哥会给她带一皮箱金砖、银元宝来。看吧，看谁有福气，讨到这个老黄花女做老婆，跟着发大财！”
“难得有这种福气的人呀。腊妹选男人也太刁了。亏她这么沉得住气。现今也是三十好几的人了，老支书给她说了好多人家，她总是不应允，当初她脑袋上顶着‘反动军官亲属’的帽子，尚且这么刁，如今发大财了，认能攀得上？”
“你们哪里晓得，并不是她眼界高，是她心里早有个人。”
“是哪个？”
“这是告诉不得的，讲得不好，乱传出去，说不定还会闹出人命官司来，我哪担当得起！唉，这家伙尽讨女人喜欢，硬是走的桃花运！”
“……”
这许许多多的议论，反映了村民们的高涨热情。一个多月来，这种激情一直方兴未艾，有增无减。有些老人还特别热情地翻寻着遥远的记忆，对那位在外国发迹的水头溪人进行探源索流的考察。于是乎，许许多多关于腊妹哥哥的有趣故事传出来了。这位早已在水头溪消失了的人物，又突然成为大伙熟知的朋友了。人们都知道他是初伏那天生的，所以叫“伏伢子“。他是十五岁那年被抓壮丁的，一去四十年，算来现在整整五十五岁。关于伏伢子的童年，传说颇为神奇，与众不同，故事极多。有的说，有一年村里大地主干塘，一帮细伢子都下塘捉细虾碎鱼，伏伢子却悄悄将一条大鱼踩在泥里，等地主捉完大鱼走了后，他才从泥里将鱼捉出来，说是捡到一条大鱼，提着大摇大摆回家了；有的说，伏伢子从小又聪明，又淘气。有一回，他隔壁的三奶奶在屋檐上晒了一团箕柚子糖，伏伢子一见就发了馋，想吃，只是自已太矮，够不着。他眼珠子一转，想了个办法，回家向妈妈要了几根细线，然后到屋背后山上捉了两个大蚱蜢，用线拴着后腿，轮番地扔进屋檐上的团箕里。那蚱蜢落下后，一排小腿紧紧抓住成条的糖块，他再猛一拉线，便连蚱蜢带糖一起拉下来了。……待到下午三奶奶收糖的时候,发现糖少了许多,不免疑惑,自言自语道:“莫非花猫也吃柚子糖?”正在屋边挖土的三爷爷笑道:“花猫倒不吃,就是伏生伢子这只猫喜欢吃!”有的说，有一回爹爹要伏生伢子上山砍柴，他正在忙着做鸟笼，爹爹催他，骂他，他只是不动，硬要做好鸟笼再走。他爹爹气不过，怒道：“今上晌不砍担柴回来，我要抽碎你的骨头。”爹爹是说得到做得到的，他答应着，却仍然没动，直到把鸟笼做好，拿起扦担、柴刀上山时，日头都快正顶了。他娘焦急地说：“你这时才动身，晌午时分怎砍得柴回？”他却道：“你急什么，我有柴给你就是。”他来到山上，伙伴们正在捆柴准备回家了。他说：“大家别急着走，先玩玩打叉的游戏吧！”小伙计们也喜欢玩，一齐说好。“打叉”是山区儿童喜欢玩的一种极简单的赌博游戏。在三丈许的地方，用三根木棍架成叉，谁用柴刀打倒，就羸一束柴。伏伢子是打叉能手，不一会因羸了一大担，待他挑回家时，连他爹妈都大为吃惊。……乡亲们就是用这许许多多的事实，来证实伏伢子从小不凡，所以如今才有出息，荣归故里。
为伏伢子归来操劳得最起劲的是龚众。那天，春宝从大队部带回一项任务：县里要求从公路边修一条通到村里的简易便道，只是毛坯也行，只要能让海外归来的亲人乘小车顺利通过就行。春宝对这任务反感极了，暗暗在心里嘀咕：“如今还要不要立场了？一个跑到国外去了的反动家伙，准他回来看看就算客气的了，还让他坐车到屋门边，在贫下中农面前耍威风，我想不通。难道他的脚特别珍贵，连几步路都不能走？”他不愿完成这项任务，回来没啃声，将它悄悄压住不搞。谁知没过几天，大队支书检查来了，专问修路的事，他这才明白压是压不住的。当了几年大队长，他越来越精了，摸到一条当官的经验：欺下不违上。对下面严点，压点，顶了不起招来几条意见，这伤不了自已一根毫毛，意见再多再尖锐，最后还要看自已肯不肯接受。对上面可一定要顺着，怎么说就怎么跟，不要有半点含糊。否则，惹恼了上头，轻则要穿小鞋，重则要丢脑袋上的乌纱帽。所以他是从不违上的。尽管这样，但要他亲自领导修这条路，让一个“反动军官”耀武扬威坐着“乌龟壳”回来；让曾经是他心里的“蛋”的腊妹神气、威风，他实在不甘心。这矛盾并没难住他。他不蠢，又精于“官道”，一夜之后，终于想出了妥善办法：把矛盾推给龚众。龚众一心想致富，包了山，包了鱼塘，还包了责任田，田里、土里、塘里，工夫多得搞不清场，要他牵头修路，会耽误生产，他不一定会应承。若不应承，就给他压任务。他是生产队长，又是腊妹的干哥哥，两个好得像亲兄妹，不接受任务说不过去。春宝很满意这个一箭双雕的办法。想起会看到龚众受憋为难的样子，他就觉得高兴。谁料根本不像他预想的那样。他刚跟龚众一说，大汉连想也没想就一口应承了：“好吧，修路的事，包在我身上就是。人家老远地回来了，还算是想着生养过他的地方，他有这份感情，就不能薄待他嘛！”春宝见龚众答应得这么痛快，心里暗暗高兴，心想，如今田土责任到户，完全是分田单干，各家忙各家的事，要叫大家出义务工，真是难于上青天。这不像是舞龙灯，凭力气就舞得起！哼哼，看你这回怎么下台！谁知他的料想又错了。龚众并没碰到什么困难，很快就顺利组织好人马，并立即开了工。春宝大为惊讶，弄不清龚众玩了什么绝招。其实龚众并没费多少气力就得到大伙的热情支持，这完全是出自对腊妹的一片同情心。他们觉得十多年来，腊妹平白无故为哥哥受气受苦，如今他哥哥回来了，可以消气享福了，理应帮衬帮衬。龚众几乎丢下了自已的生产，反全部精力用在修路上。这段简易便道本是很难修的。因为公路与水头溪之间，隔着几座小山，必须劈开几个小山包，还要架座桥，没有三五个月，是难修成的。龚众巧设计，不取直线，让路绕山转，路虽远了，却容易修了，许多地段，只需稍挖挖填填就行了。暂不架桥，趁初冬枯水，在水浅处弄平，即可过车。
腊妹本人对这一切并不关心。她曾多次地恳求：“众哥哥，你为什么要放下自已的生产，花这大的精力修路？你别修了吧！”许多热心的人为她出主意，要她为哥哥准备点好酒好菜，给自已做几件合体的衣裳。她听了，也只是淡然一笑。干爹老支书劝她从偏屋搬到正屋来，她也谢绝了。她没有兴致这么讲究。对于这位从没见过面的哥哥，她的感情是复杂的，但想法却简单极了。她是哥哥被抓壮丁七、八年后才出生的老满女。有不有这个哥哥，这个哥哥是什么模样，她是从爹爹口中听说的。她曾经想望过自已的哥哥，但自从爹妈去世，搬到老支书家之后，她有了众哥哥，便把那本来在脑海里印象淡漠的亲哥哥忘怀了。以后她被打成“反动军官亲属”才又想起这个亲哥哥，想不清他怎么会是一个反动军官！她实在觉得冤枉，真的太冤枉！就像变戏法似的，如今，这个“反动军官”哥哥，突然成了叫人羡慕的海外华人，就要回家了，她也跟着成了叫人羡慕的对象。她觉得当初说哥哥是“反动军官”与她无关；现在说她哥哥成了大财主也与她无关。她没有任何理由要为他遭难受罪；也没有任何资格要靠他发财享福。她和他，若不是那点血缘关系使她在感情上觉得他亲的话，即或碰在一起也互不相识，如同路人。正因为血缘上他是她哥哥，所以听到他要回来的消息她很高兴，想见见他，看看他是高还是矮，是胖还是瘦。但她决不想巴结他，依赖他。她用不着靠别人。
她自已长着一双手，分到一份责任田，会做工，会养鸡鸭，吃穿不愁，有什么难处，又有伯伯和众哥哥热心相帮，生活本来很幸福，还要钱作什么？
简易公路修好没几天，一个紧急电话，把春宝叫到公社去了。几个小时之后，一辆绿色解放牌，沿着新修的简易便道小小心心涉过水头溪，开到春宝屋门前。
这是水头溪破天荒第一遭的大喜事。一些老人和细伢子好奇地跟在汽车后面，涌到春宝屋坪里来了。其中有些人产生错觉，以为是腊妹哥哥回来了，跟着来看新奇。谁知从驾驶室跳下来的竟是春宝。
春宝笑得眉毛、眼睛、鼻子挤到一堆去了。他连跑带跳地登上自家台阶，兴高采烈喊：
“爹，爹，大喜事，姐姐回来了，我姐姐从外国回来了。”
年迈的老支书停下嘴边的旱烟袋，疑心在梦里，急步走了出来问：“什么，什么，你说什么？”
“姐姐从外国回来了。”春宝大声重复着。
老支书惊呆了。不是说大女早死了吗？还是“四清”工作组调查出来的。说是一个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兵的人写的旁证，证明他女儿早死了，死在吃败仗逃跑的途中。为这事，姐姐的死给春宝增添了政治资本，他多次在大会上诉过苦，流过泪。现在，怎么死人活过来了？
“你搞错了吧？不是说回来的是伏伢子吗？”老支书仍然表示怀疑。
“回来的不是伏伢子，是我姐姐。”春宝说得十分肯定。
“你是听谁这么胡编乱讲的？”老人家责备地问。
“怎么是错讲呢？”春宝十分认真地说。“是公社许书记亲口对我说的。他说县里来了电话，从外国回来这位女士，是水头溪人，是你的女儿、我的姐姐。还说今天已经到了县城，明天就会来水头溪。许书记还向你祝贺哩。”
“确是真的！嘻嘻……呜呜……”老支书心里一喜，才要笑，却又哭了起来。
“爹，我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是姐姐回来了，你该高兴，哭什么？”
“呜呜——我可怜的娥英妹子还活着，我苦命的妹子没有死，你回来了，呜呜——“老支书老泪纵横，悲喜交加。
久盼的伏伢子没回，而人们心目中早离人世的娥英妹子却突然活着回来了。这使围在屋坪时的人大为惊奇，又为老支书感到高兴，纷纷向他祝贺：
“老支书，贺喜你们父女团圆呀！”
“娥英妹子真是命大，吃了那多苦，到外国发了财，多不容易啊！“
“都是如今的政策好，不然就是活着也回不来。”
“……”
春宝对这些祝贺态度冷淡，很不耐烦地说：“爹，先别罗索这些闲话吧，公社要我们很快做好迎接的准备。”
老支书这才止住呜咽，擦着眼泪说：“有什么准备的！笼里有鸡，墟场上有肉。称点肉，杀只鸡，闹闹热热，家乡口味，就要得了。”
春宝焦急地说：“爹，你真糊涂，姐姐还要在屋里住几天，睡的，吃的，用的都要安排好。人家在外国睡惯沙发床，盖惯了丝棉被，我们屋里的硬板床，硬棉被，她是睡不惯的。公社早已为我们考虑好了，特意从城里借来床和铺盖。”
说着，他便跳上车厢，挥手招呼围在一边的乡邻说：“来，大家出出手，帮忙将这些东西卸下来！”
“别卸！从哪里运来的，就给我退到哪里去！”老支书断然地喊道。
“爹，你这是怎么了？人家姐姐在外国享惯了福，乡里这种稻草垫的硬板床睡不着觉！”春宝强按住火气，这么解释。
“她享惯什么福？你不是三番五次上台诉苦，说她受尽了人间苦吗？怎么现在又说她享了福？”老支书生气地说。
“那是人家调查搞错了，我怎么晓得？我怎么晓得她会在外国？”春宝分辩道。
“怎么？难道到了外国就是到了福地，就一定享福？你过去不是说去外国的都是反革命吗，怎么不说你姐姐也是反革命？”老支书怒气冲冲地质问。
“人家许书记说了，我姐姐是爱国的。”春宝不愿跟爹爹争辩，把语气放得很平和地说：“爹，你就依了吧，姐姐这次回来，县里都是当贵宾接待，县长亲自迎接，我们家里更该当贵宾接待呀！”
“她是我的女，女回娘家里，是回到自已家里，贵宾也好，不是贵宾也好，我当爹的还不晓得招待自已的女？”老支书斩钉截铁地说。
春宝到底没拗过老爹，只得气鼓鼓地将那些沙发床之类运回县城了。
回来的不是伏生，而是春宝的姐姐娥英的消息，很快传到腊妹耳里。
情绪一直平静得如同麻木一般的腊妹，此刻心都碎了。她心里像在倒海翻江，再也无法抑制感情的激流，倒在床上，用被角掩住脸，嚎啕痛哭起来，无论受苦也罢，受辱也罢，受罚也罢，她一直忍着，没掉过一滴泪。然而此刻悲伤冲破了她感情的闸门，她竟哭了，而且是有声有调地哭，像所有水头溪的村妇的哭法那样，细述了一番自已的心思。这时她才发觉思念亲哥哥心情是何等迫切，简直迫切到如煎如焚、肝肠寸断的程度。她多么希望哥哥回来啊！她真想看到他是什么模样，是不是跟爸爸长得一个样；她要倒在他怀里痛痛快快哭上一天一夜，她要跟他好好道道家常……然而他没有回来。他现在在哪里？他晓不晓得屋里有个孤苦伶仃的妹妹？……
第二天晌午时分，在铺满秋阳柔和光辉的简易便道上，一辆乌龟似的浅蓝色小车，闪着晶亮的光泽，驶进水头溪，停在老支书的屋坪里了。
一直在窗前、门边、院坪翘盼着的老支书，看到翻上河岸的小车，就忙颠颠地跑回屋里，拿出一封五千响鞭炮，慌忙折开，要划火柴点。他的手颤抖得厉害。划了四五根也没划燃。
“爹，你随便交给哪个放罗！”春宝急躁地喊。
“不用你管，”老支书生气地嚷道 。“我要自已放。”
旁边有人怕惹老支书生气，赶忙递给他一根纸烟：“老人家，快点吧！”
鞭炮点燃了，“噼哩啪啦”炸响着，立时给院坪里增添了喜庆的气氛。
老支书高提着鞭炮，迎着车子走了去。他太激动了，加上鞭炮炸响的气浪的冲激，他的步履有点蹒跚。有人好心地要接过他手中的鞭炮，被他怒目拒绝了。
就在小车在院坪里停住的那一刹那，老支书突然将手里的鞭炮扔在地上。立时，腾一片震耳欲聋的炸响，硝烟、纸屑齐向四面弥漫。来看热闹的人们，热情地围上去。老支书也激动地朝车门扑了去。
车门开了，里面矫健地走出一位壮健妇人。第一眼就使人们禁不住地发出一声惊讶的“啊！”人们眼睛发花了。他们不敢相信这就是老支书早年失散的大女娥英！算起来她该是五十老几的老年妇女了，可眼前这一位呢，却很难叫人想到一个“老”字。那些心细眼尖的妇女，更是很快地从她身上发现许多见所未见的新奇东西。诸如头发像羊尾巴一样地卷着；手指上带着好几只闪闪发光的戒指；鞋底像滑梯似的，后跟高出很多；身穿露出脚杆子的花裙……在大伙眼光里，她只不过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少妇。
娥英一下车，第一眼就认出扑向车门的老爹。她没有犹豫，猛然喊了一声:“爹！”
在这位带着高贵气质的女人面前，老支书怔住了：这难道就是我的娥英？他眯细着老眼，怯怯地在她身上审视着。而她，却一步迎上去，搂住老人瘦削的肩，在他额头和古铜色的脸上亲着。这使围观的乡亲们都忍不住笑着偏过脸去。这种外国礼节，为乡里人所不齿。即或是女儿，也不能搂着亲爹老子“打啵”呀！那只能是两口子偷偷干的事情。
从众多惊讶、揶揄的目光中，从老爹慌乱的神态中，娥英省悟到自已不该有这种激动的举止。她赶忙松开手，要爹老子给她介绍从没见过面的弟弟和弟媳。春宝的嘴也变笨了，除了问一些“身体好么”、“路上辛苦了“之类的话外，竟说不出一句能表达自已内心感情于万一的话来，只是拉着手，挽着手臂，不住地流泪。
乡亲们不满足于看这幅“团聚图”，纷纷好奇地钻空子跟娥英说话。
“你是在外国办大工厂吧？”
“我没能力办大工厂，只在美国开了个小小酒店。”
“我不信，开小酒店能挣多少钱?”
“能挣钱的。我店里的生意挺好。”
“办工厂挣的钱更多呀。”
“我没读过书，又没资本，办不起工厂。”
“不信，你若没读书，怎么晓得讲外国话？”
“学几句英语也不难，在国外住久了，怎么笨也能学到一些的。”
……
娥英的回答没能满足大伙的好奇心，他们小见多怪，越问越离谙了。
“听说外国没米饭吃，日子怎么过？”
“吃饭不用筷子，只用刀子、叉子，不会割伤嘴巴，叉伤舌头？”
“说是外国人打鼾像雷吼，和他们住在一个院子，又怎么困觉？”
“……”
诸如此类的问题，答不胜答，也很难回答清楚，她已没有回答的兴趣了。她心里正想着一个人，一个她需要向她千恩万谢的人。她近不及待地问自已的老爹：
“爹，伏生他爹住在哪里？”
“唉！”老支书长叹一声，说：“他夫妻去世有三十来年了。”
娥英听了，眼睛里滚出一串泪珠。她黯然伤神地问：“他还有子女吗？”
老支书说：“有一个满女，叫腊妹，就住在这偏屋里。“
娥英拉着老爹的手，迫不及待地说：“爹，快陪我去见腊妹！”
老支书拦住她：“腊妹一大早就上山挖土去了，不在家。你先别急，她傍晚会回来的。”
娥英激动地说：“我怎能不急？这次回水头溪，除了看望你老人家，就是看望伏生的爹娘了，看，我带回的这些东西多半是送给他家的。他家伏生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呀！”
这话说得在场的人一个个目瞪口呆，他们觉察出其中必有奇特、微妙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