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补粮》
一九五九年的冬天，雪下得格外早。黄甲山的梯田刚收完最后一茬晚稻，公社的广播就在老天子树下吼开了——要修坳头水库，把上游的水拦住，浇下面隆回那边的千亩旱地。
武冈这边的人听着，心里就咯噔一下。黄甲山的田，是祖祖辈辈一锄头一锄头垒出来的，土里能攥出油来。老村长郑大汉吧嗒着旱烟，望着雾气蒙蒙的山坳，闷声说：“水来了，田就没了。”
但那时的号令，像山洪一样挡不住。开春后，隆回的民工扛着扁担、推着独轮车涌进了山口。黄甲山的人站在田埂上，看着自己的土地被丈量、被标记，没人敢真动手，只有女人偷偷抹眼泪，男人把拳头攥得发白。
水库动工那天，炸药的轰鸣震落了山上的枯叶。郑九爷的儿子郑时希，那时才二十出头，眼睁睁看着自家的三亩二分良田，成了未来的库底。他记得父亲那天喝了一斤米酒，指着北方骂：“这水是借的，早晚得还！”
水库修成了，碧波荡漾，像一面镜子，照着两个县的天空。隆回那边欢天喜地，称它是“幸福库”；黄甲山却丢了饭碗，只剩下零星的坡地和满肚子的怨气。水位线像一道疤，刻在了黄甲山的脖颈上。
日子一晃到了八十年代，包产到户了。黄甲山的人发现，那被淹没的几十亩田，还在武冈和隆回的台账上，却结不出一粒谷子。而隆回的水库管理所，正大张旗鼓地扩渠，要把水引去更远的新开发区。隆回县那边已经通了公路，通了电。黄甲山还在点煤油灯。
冲突是从大坝蓄水口开始的。一九九零年大旱，水库见了底，隆回那边要保灌溉，要蓄水。郑九爷已经老了，瘫在床上，却还叮嘱儿子：“去，把咱们的田要回来，哪怕要回一捧土。”
那个夏天，两县的青壮年拿着扁担、镰刀，在坳头水库的堤坝上对峙。太阳毒辣，晒得皮肤生疼。水生的堂弟火生年轻气盛，骂了一句：“水是我们田里出的！”对方一个石头砸过来，正中山眉骨，血顺着脸颊流进嘴里，咸腥咸腥的。
不知谁喊了一声“打”，人群就冲撞在一起。扁担敲在骨头上的闷响，咒骂声，惨叫声，混着尘土，在燥热的空气里翻滚。水生被人从后面勒住脖子，肺里的空气被挤干净，眼前一阵阵发黑。他最后看到的，是堂弟火生倒在血泊里，手里还死死攥着一把从库底捞起的、早已腐朽的稻根。
不久后的某个深夜，几声铳响把黄甲山惊醒，是隆回县组织几百人，把黄甲山团团围住。他们宣泄着愤怒，在村子外围四处打砸，还打伤了两位起夜的老人，抢走了十几头耕牛。
这次冲突后，邵阳市里派了工作组下来，开了几天的会，最后定下的调子还是“顾全大局”。被抢耕牛全部还给黄甲山，赔偿受伤人员医药费。今后水库归隆回管，但每年隆回县财政，给黄甲山四个组，每个组打750元水补粮款，并且给黄甲山通上电。至于那几十亩田，就像沉入水底的石头，再也没人提了。
九十年代中期，水生去隆回那边走亲戚，特意绕到坳头水库的大坝上。夕阳西下，水面泛着金光，激起层层涟漪。钓鱼人赞叹着湖光山色，没人知道脚下埋着另一个地方的生计。
他蹲下身，用手掬了一捧水。水冷得像冰，透过指缝漏下去，什么也留不住。他想起父亲临终前的话：“这水是借的……”可这债，该向谁讨？又该怎么还？
如今，黄甲山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只剩下老人守着那些旱涝不保的坡地。逢年过节，大家聚在一起喝酒，还会提起坳头水库，提起那场流血的冲突。但更多的是一声叹息，然后举起酒杯，把往事连同苦涩，一起咽进肚里。
只有干旱的年份，水库水位下降，那几十亩旧田的轮廓才会若隐若现地露出来，像一块巨大的伤疤。村里的孩子们会好奇地问：“那底下是什么？”
老人们总是沉默一会儿，然后淡淡地说：“是祖祖辈辈的田。”
风吹过水面，掀起细小的波浪，拍打着岸边的岩石，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仿佛是几十年前，那些被淹没的稻谷，在深水里发出的、无人听见的叹息。而那用鲜血换来的水补粮款，是否有年年发放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