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向前的父亲
——刘 勇
2025年7月，姊妹几个相约北疆游。
五彩滩那条河，在夕阳下像被打翻的调色盘；禾木村的小木屋错落在山间，成群的牛羊慢悠悠穿过村道；喀纳斯湖边，雪峰耸峙，绿坡墨林，湖水随着光影变幻颜色；还有那游牧风情和浩瀚的草原，无不让我们陶醉和震撼。
我们从乔尔玛驶入独库公路，一路向北。车窗外的景致飞速切换：一会儿是深邃的峡谷，一会儿是巍峨的雪山，一会儿又是成片的野花和辽阔的草原。导航里不断跳动的数字，像时间刻度一样提醒着我：这条路，不只是风景，更是一条被父辈用脚步和青春“画”出来的路。
70年代初期，我的父亲作为交通部第二勘察设计院的一员，参与了天山公路（也就是如今的独库公路）的勘察设计工作。那时没有卫星定位，没有无人机航拍，他们只能靠双脚翻山越岭，用测绘仪、标杆在悬崖边打桩定线，在风雪里记录数据。饿了啃干粮，渴了抓一把积雪，夜里常常宿在帐篷里，听着风声像狼嚎一样在山谷回荡。
勘察设计组全体成员，曾得到时任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将军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照片里，父亲还很年轻，眼神里有理想，也有风霜。
跨越半个世纪后，作为父亲的儿女，我们奔驰在父辈当年用汗水和青春铺就的这条路上，在服务区停车打卡，在观景点拍照留念。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不是普通的旅游，而是在替父辈再看一眼他们当年用脚步丈量过的山河，是与父辈的青春和热血隔空击掌。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句老话，在这一刻变得无比具体。喜悦与感动，像一条暗河，在心里静静流淌。那些零散的记忆碎片，在我脑海里慢慢翻动……
1940年，父亲出生在安心观一个贫寒的家庭。那时家国动荡，日子本就艰难，而在我们这个家里，更是雪上加霜。祖母常年体弱多病，日子过得紧巴巴——吃了上顿愁下顿。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父亲比同龄人更早体会到生活的重量。他从小立志，奋发上进。50年代中期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城步西岩中学。每到周末，他到学校附近的山上挖柴兜卖钱，赚生活费、学费；为了省下每一分钱，父亲总是：一碗白米饭，拌上从家里带来的辣酱。没有菜，没有油水，只有米饭和咸辣的味道，却支撑着他一天又一天埋头苦读。凭着这股韧劲，父亲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长沙航务工程学校（1963年11月改为长沙交通学校，长沙交通学院的前身）。在校期间，他依然保持着农家子弟的本色，勤奋刻苦，品学兼优，一直担任班长，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同学心里的主心骨。
然而，命运并没有就此一帆风顺。三年自然灾害接踵而至，国家经济困难，粮食紧缺，各行各业都受到冲击。学校不得不做出无奈的决定：这一届学生暂时停课，回乡支农。父亲和同学们放下书本，拿起锄头，再次回到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泥水里摸爬滚打，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去填补饥饿年代的缺口。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前后，父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因为家里实在太穷，几次托人介绍亲事，都被对方嫌弃。也许这就是缘分，在新邵给弟弟看小孩的外婆因我妈一个人留在家里，十分担心，正回到村里办迁移。当媒人把我父亲的情况说给我外婆听时，外婆一时拿不定主意。外公的两个弟弟思想守旧，不太赞成这门亲事，理由也很现实：我母亲的二姐已经嫁到了父亲所在的村子，他们不愿两个侄女都嫁在同一个地方；再加上我的曾祖母与母亲同姓，按老规矩算起来，外婆与曾祖母算是同辈，若母亲嫁过去，就要“降一辈”，面子上过不去。
就在关键时刻，母亲的两个堂兄站了出来。他们对外婆说：“二婶，前读过一肚子书，人又踏实肯干，将来一定有出息。如今是新社会，不讲那些老辈分。”正是这句话，让母亲的婚事最终定了下来。可以说，我父母的结合，是旧礼教与新观念的博弈，是亲情与远见的成全。
母亲六岁那年，外公就下落不明，她从小缺少父爱，性格里带着几分柔弱与不安。嫁给父亲之后，有了父亲的呵护与担当，母亲才真正感到有了依靠。婚后不久，父亲所在学校复课，他重新背起书包，回到课堂。一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顺利毕业，被分配到了交通部第二勘察设计院工作。虽然从此开始了两地分居的生活，但书信往来频繁，彼此牵肠挂肚。父亲在城里努力工作，母亲在乡下默默持家，两颗心隔着山水，却始终紧紧相连。
然而，一场更大的风暴很快席卷华夏。由于外公早年失踪、成分不清，父母双双受到了牵连。村里有人捕风捉影，说父亲私下保存了外公的照片，还言之凿凿地宣称：“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村里迅速派人赶到父亲单位，气势汹汹地要求将他“带回原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危急时刻，院领导对他正直的为人和扎实的业务能力一向认可，派出三名专干与村里人当面交涉：“你们反映的情况，我单位高度重视，将组织专人调查核实。我们决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人，你们不能带走。”一句话，挡回了全村的压力。
但这并未彻底平息风波。有人转而将矛头指向母亲。那天夜里，大队干部派民兵将母亲叫到队部。煤油灯昏黄的光晃在土墙上，映出几个人影。母亲一个弱女子，被突如其来的传唤吓得不知所措，站在屋子中央，一脸茫然，惶恐不安。
为首的干部猛地一巴掌狠狠拍在桌子上，怒喝道：“高超的女，你不老实，想顽抗到底，有你好看！”这一拍力道极大，桌上的煤油灯被震倒在桌上，灯罩滚落在地，“啪”的一声脆响，碎成几片。屋子里顿时陷入一片漆黑，只有窗外透进一点微光。
有人在黑暗中划亮一根火柴，重新点燃灯芯。灯光再次亮起。母亲已经被吓得不轻，她低着头，双脚不停颤抖，就像桌上那盏失去了灯罩保护的火苗，在从窗缝钻进来的冷风里轻轻摇曳，随时都可能熄灭。为首的人厉声逼问，气氛压抑得让人窒息。就在这时，一个叫杨和庆的村干部侧过脸，对为首者说了一句公道话：“高超在国民党军队时，她还是个小孩，高超的照片不太可能放在她手中。要不，这事再查查。”
夜已深了，屋外静悄悄的，屋里的人面面相觑。那头头听了这话，也不好再硬撑下去，只好顺坡下驴，厉声叱责母亲回家好好反省，老实交待。
事实上，在那个年代，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谁会冒着把全家拖进深渊的风险去保存一张照片？那是嫌命太长，还是嫌麻烦不够多？这只是一场借题发挥的闹剧罢了。
多年以后，母亲每每提起这件事，都会感念杨和庆的好。在那个人人自危、动辄得咎的年代，在那样的权力格局下，他能站出来说一句相对客观的话，哪怕只是稍稍缓和一下局势，也已是极为难得、弥足珍贵的仗义执言。
这场“照片风波”，其实早在年前就有了征兆。
那年冬天，阳光难得有些暖意。两个老人面对面坐在门口，一边纳着鞋底，一边拉家常。母亲从她们身旁路过，隐约听见其中一人说：“过两天院子里有一个人要到大队部的台子亮相了。”另一人赶紧岔开话题，小声提醒：“只有这个彭门嫂，嘴巴老把不了门。”
母亲心里猛地一紧。这几天出工时，总有几个人用怪异的眼神打量她，却又不说话。她忽然想起，队里妇女主任前几天曾冷不丁问过她一句云里雾里的话：“宝婆，你爹是什么样子的？”
她只在五六岁时见过外公一面，二十多年过去，那个“父亲”的形象在记忆里早已模糊成一个符号。此刻回想，那番话分明是故意说给她听的——难道大队要对丈夫下手了？
这些年，运动一个接一个，成分不好的人，昨天还好好的，第二天醒来，就可能莫名其妙地被挂上写着名字、打了红叉的牌子，在台上“亮相”批斗。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母亲强作镇定，加快脚步往家赶。
回到家，父亲不在。她看了看屋角，畚箕不见了——应该是到坳上那片山上去挖树兜了。她顾不得多想，快步翻过山坳，站在高处四处张望，终于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在晃动。她气喘吁吁地跑过去，父亲见状有些诧异，笑道：“再挖几个就回，你怎么寻到这儿来了？”
母亲四下张望，确认只有枯草、刺蓬和杂树在风中摇晃，这才稍微安心，把今天的所见所闻一五一十告诉了父亲。父亲沉思良久，安慰她说：“也许是你想多了。”
冬日的太阳落得格外快。天色渐暗，一阵寒风吹过，母亲裹紧衣服，脸色凝重地对父亲说：“我感觉不对劲。彭婶的儿子在农会，肯定听到了什么风声。你赶紧回单位吧，我一个妇道人家，他们能拿我怎样。”
父亲却摇头：“我一个大男人，一走了之，万一有事，把你和孩子丢在家里独自承受，我无论如何都放心不下。”
“如果你不走，哪天把你拉上台亮相，以后还怎么做人？万一他们把你扣住，这辈子孩子们就完了。”母亲声音发抖，“我从小没了父亲，两个姐姐早嫁，寡母在外地带人，我一个人守着空屋，天一黑就心慌，闩紧门缩在屋里……我不想让孩子们再过这种日子。”
说到这里，母亲放声大哭。冬天的夜说来就来，转眼间四周一片漆黑，寒风比先前更刺骨。父亲默默把柴兜装进畚箕，挑起担子，与母亲一前一后往回走，路过别人屋前时，两人还故意说着轻松的话，装作无事发生。
回到家，父母看见姐姐牵着我的手等在门口，我小手冻得通红，鼻涕流了一身，有些都已经干了。父母相视无言。母亲出门倒洗脚水时，瞥见有人在家门口晃了一下就匆匆离开——她心里明白，该来的终究躲不掉，便流着泪对父亲说：“有事没事，今夜你必须走。”
那天父亲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我已记不清。多年以后，父亲才对我说：半夜时分，母亲悄悄打开门，他不敢带换洗衣物，只揣着工作证、车票钱和粮票，抄小路赶到邻县的姐姐家，又连夜辗转新宁、东安，才登上北上的火车。一路上，火车“咔嚓咔嚓”的声音仿佛一直在敲打他的心，汽笛长鸣时，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你母亲怎么样？你们会不会有事？”
第二天清晨，母亲故意把父亲的几件衣服泡进水里，拧干后晾在屋外的竹竿上，然后像往常一样出工。队里人看见父亲的衣服还在外面晒着，便没起疑心。直到下午，他们才发现父亲不见了。
当晚，院子里急促的哨子声骤然响起。母亲知道，风暴终于来了。
队里召开批斗会，厉声斥令母亲交待父亲的下落。母亲平静地回答：“他的衣服还晒在外面，行李都在家里，能去哪儿？”
这句话彻底激怒了队里的头头，他色厉内荏地吼道：“宝婆，你又狡又猾！前与你睡在一张床上，会不知道他去哪了！”
他们的咆哮吓得我号啕大哭。有人恶狠狠地冲我喝道：“短命鬼，哭死！再哭，小心老子绝了你的苗！”母亲一把将我紧紧搂在怀里，泪水直流，伸手捂住我的嘴，不让我发出一点声音……
那一夜的恐怖，至今仍深深烙在我的脑海里。我们就像汪洋中的一叶孤舟，任凭狂风暴雨抽打，无处可躲，无处可藏，几乎要在汹涌的浪涛中被彻底吞没。
在以后的日子里，母亲承受着前所未有的歧视和冷遇。
每一次队里开会，她都要先把我和姐姐锁在卧房里，再三叮嘱不要出声，然后一个人平静地站在门口等待。夜色沉沉，四周寂静无声，我们是那样卑微和无助。因为年纪小，我哭累了就不知不觉睡着了，姐姐却一次次把我摇醒，我们抱在一起，哭着、喊着，直到听见母亲回家的脚步声。
在母亲心里，生活的贫穷并不可怕，真正几乎将她彻底摧垮的，是那种无休止的精神折磨。她常常彻夜辗转难眠，有时又会在噩梦中惊醒，一身冷汗，久久说不出话来。
一天收了晚工，社员们三三两两散去，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唯有母亲一个人留在后面，迟迟没有起身的意思。院子里一位叫莲的好心人似乎察觉到了什么，悄悄留了下来，低声劝她：“宝，你就莫犯傻了。你爹是国民党，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前在外地，万一你有个三长二短，孩子怎么办？人是三节草，不知哪节好，没有过不去的坎。依我说，回家吧，孩子还在等你。”
委屈、心酸、疲惫一齐涌上心头，母亲再也忍不住，当场泣不成声。天已经完全黑透了，她强忍着眼泪，在莲的陪伴下，深一脚、浅一脚，匆匆往家里赶。正是这番话，像一根绳子，把她从悬崖边拉了回来——从此，母亲再也没有动过轻生的念头。
父亲远在千里之外，对亲人的牵挂无处诉说。他往家里寄钱、寄信，只能通过嫁在邻县的姐姐暗中转交。一封封没有落款地址的信，靠着血缘和信任，在暗夜里悄悄传递着一丝温暖。
母亲情况的真正好转，是在两年以后。
那一年，村里那位带头整人的头头的儿子，被推荐上工农兵大学。驻村干部来到母亲所在的生产队，召开全体社员大会，要求大家在推荐信上签名盖章。
事情进展得出乎意料地顺利，大部分人已经签了名、盖了章。会议临近尾声时，一个社员突然站起来，直截了当地问驻村干部：“杜同志，去年我弟弟想读初中，村里说我外公的弟弟当过土匪，硬是不让上。他外公是恶霸，现在还能推荐上大学？”
这一问，石破天惊。杜同志当场无言以对，场面一时十分尴尬。最终，村里头头的儿子上大学的事就这么黄了。这件事对那位头头刺激很大，从那以后，他在搞“阶级斗争”时，那种“一抓就灵”的狂热劲头明显收敛了许多。
风声，开始一点点松动了。
说到我的外公，很长一段时间里，家里人只知道他于1949年跟随宋希濂兵败大西南后，便下落不明，音讯全无。
直到若干年后，我在外求学，偶然有机会走进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才在泛黄的档案里，查到了外公当年的照片和相关资料。那一刻，隔着几十年的时光，我第一次“看见”了他——不再是长辈口中那个讳莫如深的“国民党军官”，而是一位曾在民族存亡之际浴血奋战的抗日军人。
外公名叫高超，字惠明，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全面抗战爆发后，他随国民革命军第2军第9师，先后投身于淞沪会战、徐州会战，以及武汉会战中的田家镇要塞保卫战。1940年1月1日，他参加昆仑关作战，因战功擢升为第9师第27团副团长。同年5月，日军逼近汉水襄樊、唐白河一线，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以身殉国，日军强渡襄河，直逼宜昌。第9师第27团奉命守卫当阳梁山坡阵地，与敌激战三昼夜，反复争夺，七进七出，终于稳住了阵地。那是一场血肉横飞的恶战，也是外公军旅生涯中难以忘怀的一次考验。
1941年9月，第9师参加宜昌反攻战，第27团一度攻入宜昌城内，与日军展开巷战。次年12月，第9师编入中国远征军序列，开赴滇缅前线。1943年5月孟定之战，第9师与新33师协同作战，击毙日军第56联队柳川明中佐、加滕大尉以下700余人（含伪军）。当时，外公代理团长，率第27团参战，在丛林与山地之间，与敌人殊死搏杀。
1944年初，他率领一个加强连，与美军联络参谋陈竞达上尉等人一道，潜渡怒江，深入龙陵、潞西、大厂、莲山、盈江、昔马一带打游击，搜集日军情报，为第11集团军随后强渡怒江反攻作准备。同年6月，第11集团军渡江反攻，他率第27团先后参加象达之战、收复芒市和黑猛龙等战役，在滇西反攻的烽火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保山市文史资料之滇西抗战专辑《溅血岁月》记载了他在滇西抗战的事迹。
这些尘封的史料，让我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外公不是什么“历史问题”，而是一个在民族危亡关头，拿过枪、流过血、拼过命的中国军人。只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样的身份，带给家人的不是荣光，而是长久的阴影与沉默。也正因如此，父亲和母亲在漫长的岁月里，才会背负着那样沉重的压力，小心翼翼地活着。
父亲在交通部第二勘察设计院工作期间，足迹遍及两广、河南、西藏、新疆、北京等地，曾参与多个设计项目，荣获交通部金奖、银奖。1985年，为了与家人团聚，他放弃了在大城市工作和升迁的机会，作为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引进到湘西，与城市建设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务实的工作作风、严谨的工作态度，得到了有关方面的认可和好评。90年代，他连续两届当选为所在市的政协委员，那时我姐姐也当选为政协委员，父女同为一届政协委员，一时成为佳话。地市合并时，父亲又当选为新一届人大常委，这份荣光，他倍加珍惜。
父亲对家乡的那份眷恋，我们深有感触。他到湘西工作后，离家乡近了，来找他帮忙的人也多了起来。只要不违背原则，他总是想方设法予以帮助。当年那个带头整人的村头头，在他儿子徘徊在人生十字路口时，忐忑地找到父亲。父亲了解情况后，帮他渡过了难关。事后，那人诚恳地对父亲说：“前，当年的事，对不起。”父亲只是淡淡一笑：“当年的事，我早已记不清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都要往前看。”
父亲退休后，正赶上村里修一条连接县道的乡间路。村长请他回去把把关。父亲二话不说，收拾简单行李就回去了。虽然是乡间道，但他依然严谨对待，沿线踏勘一遍后，向村长提出：“修路要确保路基不下沉，清淤、排水是关键。”村长认可了他的意见。得知村里修路资金困难，父亲又动员我们四姊妹捐款，以尽绵薄之力。
父亲觉得多年在外，对家和母亲的亏欠太多。到了湘西之后，除了工作，家里的许多事都由他承担。母亲少了在老家时教育子女、承担繁重体力劳动的辛苦，下班除了做些家务，大都是在追剧，清闲了许多。父亲退休之后，含饴弄孙，常教育孙辈们：“多读书，读好书。书能开阔眼界，启迪人生，明是非、察得失、知进退、懂廉耻，可以带你到达脚步无法丈量的远方。”
2009年7月，父亲因病去世。他生前的许多好友、故旧闻讯，驱车一二百公里到老家来吊唁，送他最后一程。那些人有我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他们握着我的手说：“你的父亲，正直，善良，是一个值得大家敬重的好人。”我虽沉浸在“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伤中，但从他们的言语里，仿佛觉得父亲并没有离去，仍在不远的拐弯处……
父亲去世后，母亲一度十分茫然，一想起父亲的好，便悲痛欲绝。直到姐姐、妹妹的孩子到省城读中学，需要妈妈去陪读，她才缓过神来，将全部精力放在培养孙辈身上。我们终于看到母亲久违的笑脸。在孩子们心里，她不仅是长辈，更是良师益友。母亲读书不多，骨子里却崇尚“唯有读书高”，这种理念，不仅伴随我们成长，也深深影响着下一代。在她的悉心照料下，孩子们都学有所成，分别就读于北京名校，毕业后又各自找准了自我奋斗的方向。孩子们都称她为“高教授”，母亲也常常对我们说：“孙辈们有了自己的目标，我总算没有辜负你们父亲的嘱托了。”
回想父亲，从1940年的贫寒少年，到挖柴兜求学的少年郎，到长沙交通学校的班长，到回乡支农的知识青年，到交通部二院的工程师，再到湘西的城市建设者和政协、人大履职者，父亲的一生，始终在路上，始终在向前。
如今，他已不在，但他的路还在，他的精神还在。我们在独库公路上吹过的风，大概也曾吹过他的衣角；我们看见的雪山和草原，大概也曾映在他当年的望远镜里。
我想，这大概就是最好的纪念——
山河记得，儿女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