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个话题，我就容易想起余秋雨对“致仕”一词的误用来。余先生说过一段话：“大量古代中国知识分子一生最重要的现实遭遇和实践行为便是争取科举致仕……”（《十万进士•山居笔记》）显然，这里的致仕就应是为官的意思。事实上，这一理解是错得极为荒唐的，致仕，就是辞官的意思。既为了官，要致仕，多半是因为年老或衰病。
这是对词语的理解有误，也有对一些事实信口乱说的。余秋雨在一文中曾提及过历史上的三位名人，白居易、苏东坡、林和靖。其中有一句：“也许正是对（白居易、苏东坡）这类结果的大彻大悟，西湖边又悠悠然站出来一个林和靖。”照这句话的意思，表明林和靖生在苏东坡之后。其实不然，林和靖的生卒年要早苏东坡70来年。是余秋雨先生疏忽了。（吴拯修的博客《余秋雨文化闹剧系列》）
有一作家以“文人相轻”为内容写过一文，里面举了几个古代名人的例子： “古时就有三国奇才周瑜妒嫉卧龙诸葛亮，唐代卢杞忌妒颜真卿，北宋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敌对，杜甫不喜陶渊明的风格，欧阳修瞧不起杜甫的诗，张居正惮忌海瑞，左宗堂妒忌曾国藩的才干等等。”文人相轻，应是指在文学创作上一文人轻忽另一文人。如果这个理解无误的话，则此处所举的例子，有些就是很不妥当的。
周瑜与诸葛亮，都是三国时的大才。人们乐道的“既生亮，何生瑜”，说周瑜很妒忌孔明，这只是《三国演义》虚构出来的，查《三国志》二人的传记部分，是绝无此类记载的。即便诚如罗贯中虚构的东东成立，也不存在妒忌之说，周、诸葛二人本就代表了不同的政治集团，各为其主，就算是二人有冲突，也是很正常的。最为重要的是，二人乃政治人物，文人是称不上的，这样一来，“既生亮，何生瑜”，也与“文人相轻”毫无关系。
颜真卿工诗文与书法。这人还有一伟业，就是安禄山反时，河北诸郡尽失，只有他所在的平原城奋勇抗击，为他赢得了崇高的声誉。肃宗、代宗时都有人妒忌他，元载、杨炎是也。他们之间的冲突，与文事无关，都是政治上那档子破事。德宗时卢杞忌妒颜真卿，同样如此。欲知详情，可参新、旧《唐书》颜真卿本传。
王安石、司马光，既是文人，也是政治家，他们的敌对，完全是政见的不同，并非所谓的“文人相轻”。事实上，司马光对王安石的才华也是很佩服的。司马光说过：“窃见介甫（王安石）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也。”（《与王介甫第一书》）司马光对他的评价是相当高的了。此时的王安石尚未为神宗所重用，正是像司马光这类人的推崇，王安石才走上了政治舞台。只是王安石主导的改革，太过激进了，才招致保守的司马光等人的反对。
同样，张居正与海瑞，左宗堂与曾国藩，他们的身份主要是政治人物，而非从事文学创作的文人，因而“文人相轻”一说也是不妥的。
陶渊明对后世文人的创作影响很大，杜甫也是很推崇的。他说过：“焉得诗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陶谢，就是陶渊明与谢灵运。杜甫希望自己能与陶谢这样的诗文高手同游，能说他瞧不起陶潜么？
所谓杜甫讥陶渊明，也不是空穴来风。杜甫说：“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遣兴五首》其二）陶渊明写过《责子》诗，语曰：“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对儿子的不好学很是忧虑。所以，杜甫要说陶渊明并非洒脱（达道）之人。杜甫又说陶的诗歌也是朴素恬淡（枯槁）的。尚陶的老杜何以出此言，黄庭坚有一个解释，他说：
杜子美困穷于三蜀，盖为不知者诟病，以为拙于生事；又往往讥议宗文、宗武（杜甫二子）失学，故聊托之渊明以解嘲 耳。其诗名曰《遣兴》，可解也。俗人便为讥病渊明，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宋人阮阅《诗话总龟》卷九）
大意是说杜甫穷困潦倒于巴蜀之地，不理解的人常非议他，又因为两个儿子读书不行，所以借陶渊明的事来自我解嘲。因此，说杜甫讥讽陶潜是不对的。
李白与杜甫，历来就有孰优孰劣之争，直到上个世纪的郭沫若，为了迎合领袖的审美观，作《李白与杜甫》，扬李抑杜。欧阳修《李白杜甫诗优劣说》：“其横放，其所以警动千古者，固不在此也。杜甫于白得其一节，而精强过之，至于天才自放，非（杜）甫可到也。”他认为杜甫诗歌从形式看更为精致（杜自称“渐于诗律细”），这是李白所不及的。然而，李白想落天外谪仙般的诗才又非杜甫所能比。欧阳修的崇李白而轻杜甫，实则是其个人审美爱好的表现。说其文人相轻，庶几得之。
作这文章，希望不要引起人们的误会，也请不要有过多的联想。只是那文章帖于某门户网站，自然是要让人学习的，人们在学习的同时，说点不一定成熟的意见，想必不是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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