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1919年8月25日，父亲生于桂月。若还在世，该是一百零七岁的老人了。可他离开我们，已经十七年。2009年4月，他走了，走得很安静，像他这一生大多数时候的样子——不声不响，却把该做的事都做了。
八月是桂月。桂子飘香的时节，乡间到处是甜丝丝的气息。我总觉得，父亲的一生，就浸在这桂花香里——不浓烈，不张扬，却持久，温润，隔了再远的岁月，也还能闻见那股子清香。
父亲年少时，家境尚好。祖父有些田产，日子过得从容。那时候的父亲，不大劳动，最常做的事，是骑着马去外公家读私塾。一匹马，一个少年，走在乡间土路上，马蹄声嗒嗒，惊起草丛里的飞鸟。那大概是他一生中最无忧的时光。后来他给我们讲起这些，眼睛里总有一缕淡淡的光，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照过来的。
可好景不长。家道中落，四个字说起来轻巧，落在一个人身上，却是整个少年时代的骤然转折。父亲不得不放下书本，走出家门，走南闯北去讨生活。他给我们讲得最多的，是去广西挑盐。一担盐，百来斤，压在肩上，从广西一路挑回来。日头毒，山路陡，脚底磨出血泡，结了茧，又磨出血泡。饿了啃干粮，渴了喝山泉，夜里借宿在好心人家的屋檐下。一根扁担，两条腿，就这么把一家人的生计挑了起来。
我小时候听这些，只觉得辛苦。如今再想，才知道那一路挑着的，不只是盐，还有一个少年对命运的不甘与倔强。
1949年，解放了。因家道早已衰落，土改时被划为贫农。可也有人不同意，说：杨家的儿子从前骑过马，怎么能算贫农？父亲听了，不争辩，只是沉默。他大概知道，有些事说不清，也不必说清。日子是往前过的，过去的影子，随人说去吧。
父亲有点文化，这在当时的乡村是极难得的。后来他成了高级社主任，相当于现在的村主任。大家叫他“杨主任”，后来年纪大了，又叫他“老主任”。他也入了党。我记忆中的父亲，总是忙的。天不亮就出门，天黑了才回来。谁家闹矛盾了，谁家缺粮了，谁家孩子该上学了，他都挂在心上。那时候我不懂，只觉得父亲陪我们的时间太少。后来才明白，他把一个父亲的心，分给了全村的孩子。
父亲在生时，每当我回到家，他总问一句话：“组织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在读硕士研究生时写了入党申请，也参加了培训，可就在准备转为预备党员时，学生会把我的档案丢了。事情就这么搁下了。后来参加工作，才正式入了党。可惜，父亲那时已经不在了。
我有时想，若他能多等几年，听到我说“爸，我入党了”，他该多高兴。他大概会点点头，说一声“好”，然后不再多言。父亲从来话不多，可那一句“组织问题解决了没有”，藏着他一生最朴素的信仰与期待。
父亲很能干。会做红薯粉，会熬红薯糖，能烤酒，会杀猪，会编竹器，会钓鱼。在村里，他是出了名的“能人”。我至今记得他做红薯粉的样子：红薯磨成浆，用细布过滤，沉淀，晒干，切成细条。他蹲在院子里，一下一下地滤，浆水从指缝间淌过，阳光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那画面，像一幅旧照片，越久越清晰。
他烤的酒，醇厚绵长，村里人都爱喝。他编的竹器，结实耐用，能用好多年。他杀猪的手艺，更是远近闻名。每逢年关，家家户户都来找他。他从不推辞，挽起袖子就干，利索干净，从不拖泥带水。
可就是这样一个能人，一生却过得清贫。他从不抱怨，也不觉得委屈。他只是日复一日地做事，像一头沉默的牛，拉着时代的犁，一步一步往前走。
十七年了。十七个八月的桂花开了又落，落了又开。我常常想，父亲若还在，今年该是一百零七岁的老人了。他大概还会坐在老屋的门槛上，眯着眼晒太阳，偶尔问一句：“组织问题解决了没有？”
如今我也渐渐老了。可每次想起父亲，我仍觉得自己是个孩子——那个在田埂上等他回家吃饭的孩子，那个在他做红薯粉时蹲在旁边看的孩子，那个在他编竹器时递篾片的孩子。
父亲，今天是你生日。桂花又开了，满院都是香的。你在那边，可还安好？
我想告诉你，组织问题，早已解决了。你放心的那些事，都已经好了。只是你没能亲眼看见。
你走的那年四月，春天才刚刚开始。老屋前的桃树，正打着苞。如今那棵树还在，每年春天，花开得比从前还盛。可看花的人，少了一个。
父亲，八月的风又起，吹过老屋，吹过田野，吹过你曾经走过无数遍的乡间小路。我站在风里，仿佛还能听见你的脚步声——不紧不慢，稳稳当当，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走来。
我知道，你从未走远。你只是在另一个地方，等着我们。等我们把这一世的路走完，再去看你骑马的样子，听你讲挑盐的故事，陪你喝一杯你亲手酿的酒。
父亲，生日快乐。
作者：隐泉
写于农历2026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