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口往事
乡情
那年，在虎门镇口，我进玻璃厂的第三天，从不牙痛的我，突然就牙痛起来。一夜之间，牙龈有一处肿了，牙痛对应的那边腮帮子也肿了，还发着点烧，半边脸又红又热，脑子里像冒蒸气。
拖了两天后，牙疾还是没好，还是肿，还是痛。痛啊，痛啊，钻心地痛啊！原谅我，写到此处，我简直无法淡定，牙痛的记忆已然复苏，牙根似乎又隐隐作痛。
我一边用手捂着腮帮子，一边坚持去上班。搬玻璃、抬玻璃，搬了一块又一块的玻璃，却搬不走一丝一毫的疼痛。一些恶心的同事，脸上泛着恶心的笑容，饥笑我肿得像包子似的脸；一些好心的同事，在关注我痛苦的同时，也小小提醒我，怎么不去看医生？
是的，我得去看医生。可是，钱呢？我进厂时早几近身无分文了。好心的同事，你怎么就不多问我一句，你是不是没钱？要不借点给你。可是，我刚进厂，谁会借钱给我？
又拖了一天，痛得实在顶不住了，我终于决定外出借钱。不过不是找同事，而是找老乡。好久就听说，玻璃厂旁边的台湾电子厂里，有一个既与我同村、又与我是高一届校友的学长雪姐姐，在里面做着总经理助理的工作。
打工，在外面混得不好，其实我是羞于见老乡的，何况是同村且是校友和学长，何况是一个男子向一个女子借钱。但疼痛的折磨，包括疼痛时很怕客死异乡的恐惧，一点点地吞噬了我最后那点可怜的自尊。于是，我终于站到了电子厂的门口，向保安报了雪姐姐的名字。电子厂保安那种积极迅速的反应程度，充分表明了雪姐姐在电子厂的地位和分量。很快，雪姐姐就站在了手捂腮帮子、嘴里正哼哼叽叽的我的面前。
我吞吞吐吐说明了来意，同时也充分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虽说是同村和校友，我和学长雪姐姐，关系也仅只认识而已。她没有义务要帮我，完全有权利拒绝我。但雪姐姐表现得很关切，她问我要多少？我说五十块。然后，雪姐姐就给了我五十块，同时还加了一句，不够再来找她拿。我也回了一句，我发了工资就还你。
写到这里，我突然一下噎住，似乎又写不下去。五十块，多乎哉？不多也！但是，作为当时一个进厂底薪只有320元的玻璃厂杂工，五十块，无疑也算是一笔巨款了。雪姐姐眼睛不眨一下，眉头不皱一下，脸上的表情，也没让我看到哪怕有一丝勉强与为难，让当时身处贫贱寒酸的我，这是一种多么美好而暖心的抚慰啊！
当天，我兜里揣着借来的五十元钱，怀着一种惴惴不安的心情，进了镇口那家有个大大红十字的简易门诊部。我以为那些穿白衣服的所谓医生，会好好询问和检查一下我的病情，给我一些暖心的指导或安慰。哪知她们一瞧我的装扮，首先就问我带了多少钱。我说我只有几十块。刚在医生面前坐了一下，一个白衣天使就过来示意我快过去打针。随后是在旁边的隔间里褪裤子，打屁股针。裤子还没拉好，就叫我掏钱。如果我没有痛糊涂，如果我的记忆直至今天仍是准确的话，那天没拿药，只打了一针，却收了我四十九元九角，简直像事先算好了我兜里只有五十元一样。
看了医生打了针，牙痛仍然没有见好。肿归肿，痛归痛，但我心里已一团死灰。我早咬牙下定决心，再不借钱，再不就医，爱痛不痛，爱死不死，就这么着了。真是我不惧病，奈何以病惧之，苦扛一周之后，最终还是我赢了，牙龈化了脓，流尽脓水后，烧退了，肿消了，我好了。人瘦了好多，体重减轻不少，但恢复能吃能喝的胃口后，我的体重和精神又回来了。只是，从此我对医院和医生就失去了好感，并且养成了就算有点小病，只要人还能走，我就基本自己搞定，不愿再去什么医院和看什么医生。
玻璃厂发我第一个月工资时，钱拿到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去还雪姐姐五十元钱。这次我去的不是电子厂，而是去了电子厂为雪姐姐专门租赁的套房公寓。当时雪姐姐全家人都在，她的爸爸妈妈刚被雪姐姐从老家接上来玩耍，她的妹妹刚从武汉过来找工作。她们做了好大一桌子家乡味道的菜肴，刚摆上桌面，正准备开餐。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她们全家人热情地邀我就餐。我也毫不客气，几乎不作任何推辞，就欣欣然入席了。雪姐姐的爸爸妈妈，也认识我的爸爸妈妈，一谈起家乡的人和事，我就越吃越高兴，也越说越兴奋。
家乡人，家乡话，家乡菜，家乡情。在雪姐姐家蹭饭的经历，成了我身处镇口玻璃厂的打工经历里，最为温馨也值得称道的记忆片断之一。
所以，雪姐姐在我所有的老乡记忆里，不止是美女学长的概念，更有神仙姐姐般的神韵，是我在打工红尘俗世里，遇到的救苦救难的女观音菩萨。在我写下这些文字时，我一直在心里默默祈祷，雪姐姐，你会永远美丽，祝你永远幸福！
电影
好多好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还是这样认为，虎门镇口的电影，是我看过的最好的电影。
其实那还不是真正意义的电影，正确的叫法应该是：录相厅里的镭射电影。在镇口文化中心二楼和三楼的录相厅里，一块钱可以看一场；镇口影剧院更绝，逢周六周日晚上大优惠，一块钱可以看三场。
刚进玻璃厂时，我几乎身无分文了。唯一的家当，就是枕边那个石膏的兔子扑满，里面丁丁当当还有一些硬币。那是我以前在灯饰厂打工时，无意收集的储蓄，约有四十余元。玻璃厂工作很辛苦，宿舍里有工资的工友，没有班加时，早就不知跑哪里苦中作乐去了。独守空房的我，一个人实在是呆腻了，有时也出去走走，于是刚好就看到了镇口文化中心贴出的电影海报。
一块钱一场的电影，于我无异是天之福音。我记得看到海报后的第一反应，就是迅速回转身，拔腿往厂里飞跑，进了厂区，还是急跑，“蹬蹬蹬”，一口气上了七楼员工宿舍，“砰”地推开房门，跨腿飚上铁架上床，然后坐在铺上，双手搂过枕头下的兔子扑满，掉转兔子头猛摇，“哗”地一声，一时就掉下来三五个一块或五毛的硬币。再将硬币掂在手心，歪着头想一下，还是只舍得拈了其中一枚，其余仍然统统塞回兔子头里去。
我就这样看上了我来镇口的第一场电影。在这个人头拥挤、座无虚席的简易录相厅里，我自认找到了一种与自我相处的最好方式。我把所有的孤单寂寥、所有的失意彷徨、所有的郁闷茫然，都扔在了这黑暗的放映间里，都扔在了这光与影的剧情交集里，都扔在了这充满汗味、体味、烟头味、酒精味、劣质香水味的男女集合里。
电影再好，也终是要散场的。当片尾主题曲大声响起，放映间的灯全部亮起，我就从座位上慢慢站起，有时还双臂高举，长长地伸个懒腰，大口地吐出一口浊气，再大口吸进一口浊气，伸展之间，我已经随人流下了三楼或二楼的台阶，进到了镇口市场的空坪上去了。出了市场，人群就逐渐分流了。特别是看了午夜场后，镇口回玻璃厂的那条街道上，行人又略微显得稀寥了许多。走那段路，是我心情最好的时候，依然还沉浸在剧情中的我，心里会莫名生出一种突如其来的亢奋，此时我往往就会像孩子一样，在街道上撒开脚丫子飞奔，有时还会原地一蹦三尺高，身手自如得像电影中矫健的侠士。只是街边的摊台，总会不时随风送来酒菜的香味，惹得我有些饥肠漉漉。但我又没有钱，我一晚上只花一块钱，我也只肯将钱花在电影这味精神鸦片上。所以，囊中羞涩的我，感觉饥饿后，第一的反应，是跑；第二的反应，还是跑；第三的反应，就是我已经跑回玻璃厂了。
那个石膏的兔子扑满，在玻璃厂还没发我工资的那段空旷的日子里，成了我名副其实的精神上的饭砵。我就靠着她吞吐出来的五毛或一块的硬币，活生生地撑过了入厂之初的最艰苦的日子。她让我深深懂得，有电影看的晚上和没电影看的晚上，确实是大不相同的；有工资发的日子和没工资发的日子，也确实是大不相同的。镇口的电影院，她也像一个扑满，储蓄了我太多的经历与记忆，太多的感受与体悟。
好多好多年过去了，虎门镇口和镇口的文化中心，早就变得面目全非，变得我完全不认识了。我早已寻不到昔日的录相厅和电影的痕迹，我也早已不去那样的场合欣赏电影和寄托情感了。可是，我心里依然还是很固执地认为，虎门镇口的电影，是我看过的最好的电影。
黄昏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以为，镇口的黄昏，肯定是我生命里、记忆中，最美的黄昏。
玻璃厂和电子厂，仅只有几巷之隔的。傍晚下班后，我去找她。她在加班，我就等她。
我在对面的糖水店等她。我坐着，发现黄昏的街道，已经分出了阴阳。糖水店这边，已经阴着；电子厂那边，夕阳正照着。她披着一身阳光，有时会出现在大门口，有时会出现在电子厂二楼的窗户口。她是品检，会到大门口出货处取样，取了样，再去二楼实验室做试验。
等她的时间里，我会在糖水店点一杯红豆冰。红豆是相思的象征，我喜欢这个寓意。等她，虽然近在咫尺，但我知道，我停止不了想她。我想，她也会想我吧？是的，她会想我，她来大门口时，低头取样的刹那，她的目光，会迅速向我扫过来，像温暖的阳光。我也迅速地把目光对接上去，感受她暖暖的蜜意。她在二楼做试验时，经常会将头探出窗户外，向我看过来，以眼神招呼。我也以眼神示意。阳光斜斜地照着电子厂的房壁，像柔情的隐喻。她缩回头进去了，我就低下头，用汤匙轻轻搅动着杯中的红豆冰。红豆一颗一颗的，我总想寻找出最圆最润的那颗。我想起她的眉心，有一颗红红的圆痣。人家都说那叫美人痣。是的，美人痣，像最圆最润的一颗红豆，一直种植在我的心里。
无数个黄昏，我就这样等她，直到她忙完一切，披着一身阳光向我走来。她的脸颊，总是红红的，像胭脂的桃花，还有细细密密的微汗，闪着细小露珠的莹光。她在我面前站定了，和我并肩，慢慢在镇口的街道上走。我多想，突然就停下来，在她愕然的目光中，用手轻抚她腮上的桃红，擦去她额上的汗珠，点亮她眉心的红痣啊！可是，我没有，我只记得，我们一直在向前走，向前走，走着走着，就慢慢走不见了。
可是，我总是记得镇口的黄昏，记起镇口那条半阴半阳的街道，记起披一身阳光的她，记起她从阳光中向我走来，我从阴影里向阳光中走去。她就是我的阳光，与我的人生短暂交汇之后，点亮了我爱的梦想，点亮了我青春的萌动，点亮了我打工的岁月。
隔了好多年后，有一天黄昏啊，下好大的雨，我从沙田坐车去虎门，车子又一次经过镇口。迷糊着的我，突然就变得清醒，朝车窗外一望，啊，这是镇口了。是的，到镇口了，电子厂不见了，糖水店不见了，她不见了，只有模糊的暴雨，没有晴朗的阳光。可往事，却像一团火，刹那间，燃烧起来了。车窗外的雨，再大，也洗刷不掉我这段往事、浇不灭我这团心火啊！
我的心，突然就大哭起来，虽然别人看不到我的眼泪，但我知道我已大雨磅礴。
夜街
“远远的街灯亮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偶然读到以前上学时课本上学过的诗句，我突然又想起了虎门镇口，想起她夜幕降临下的街市。
那时候，每天傍晚下班后，我从玻璃厂食堂吃完晚饭出来，不管有班没班加，我总习惯先跑到厂门外，靠墙坐上一阵子；同时用我的眼睛和思考，默默打量着临街的玻璃厂，这片围墙外面的热闹世界。
玻璃厂旁边不远处，有一家较为正规的台湾电子厂，并排有A、B、C三个分厂，众多的俊男靓女在里面打工。我坐在厂门口时，正是电子厂白班下班或晚班上班的时候：男女三五成群、呼朋引伴，身着整洁的工厂制服，正慢慢从我眼前走过，或者快速从我眼前晃过。这是一片美丽的风景，我总是特别记得他们当中我认为最为特别的几个，比如其中几个据说是办公室白领的清秀出众的小女孩，我总是特别留意着，心里像小时候在家乡看鸭子数鸭子一样给她们做了对应的标记。如果要是连着几天没看到她们中一个二个没从玻璃厂旁边路过，我的心里还会莫名其妙地恐慌失落；要是过了一阵我又看到她们中不见的一个二个突然又在我眼前出现，我的心里更会像是见了熟人一样欣喜若狂。其实，我和她们，她们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她们；我不知道她们的名字，她们也不知我姓甚名谁；我们从没有过交集，我却莫名对她们存着牵挂。
时间一点点变晚，夜色一点点加深，从我面前鱼贯而过的行人，面部的轮廓慢慢变得模糊。街道两边的路灯次第亮起，两侧店铺和路边摊位上的灯光，也慢慢变得透彻分明，在我眼里呈现一片浑黄的光带，间或夹着霓虹的色彩。我从墙边欠起身子，双手拍拍屁股上的尘灰，要么是进车间拼命加班，要么上宿舍冲凉睡觉，要么是在既不用加班、又不想早睡的夜晚，脑子里突然涌过一个外出的念头，往往就鬼使神差，一个人慢慢沿着街道，向着镇口中心区的夜市方向走去。
那时的镇口，街道两边有很多仓储式的卖场，一到晚上，喇叭就拼命地喊、死命地叫：泣血大甩卖，跳楼大减价！说句实在话，在这些卖场里，不乏有价廉物美的好东西。在夜市上瞎逛的我，确实也在那里淘到了中意的生活用品。唯有一次，我买了一种便宜得想哭的洗发水，回宿舍抹上后，一冲水，头发就大把地掉。当时气得我直骂娘，恨不得马上跑去一把火烧了那个卖场。但嘴上说归说，到底也没敢前去理论，只是将洗发水丢到垃圾桶里了事。
很多时候，我在镇口的夜街上走着，其实根本就没有一个具体的目的。我只是东看看、西看看，像一条孤独又无聊的流浪狗，这里闻闻、那里嗅嗅，是好奇，也是无奈。因为有好多东西，都是我想要的；但也有好多东西，是我要不起的。就好像街上不时走过的靓女，我心仪她们，但我却无法拥有。逛得累了，有时我也会在夜市上找点我买得起的东西吃。印象较深的是镇口市场十字路口那里，一对四川夫妇用木笼蒸售的梅菜酥肉，味道极好。一小陶碗，薄薄五片的样子，好像是一块钱，也好像是两块钱。反正每次我吃上一碗，那种舌尖上的余味，总是要让我忍不住重复舔上几回嘴巴。打工好多年后，我条件好一点了，在别的地方逛街，我差不多逢蒸菜馆必进，而且点明要吃梅菜酥肉，但很可惜，我似乎再也找不回当初在镇口吃肉的感觉了。
再后来，我竟有幸认识了一位电子厂的美女，并且慢慢交往起来。我们一起看电影，一起逛夜街，一起在电影散场后，漫步在午夜的街头。我们有时是并肩走，有时是一前一后。街边的灯光，将我们的影子，拖得好长好长。有时我走在她的后面，故意将自己的影子覆盖在她的影子上，心里想象我和她已合二成了一个人。但事实上，那时候的我，连她的手，也不敢试图去牵。只是将一些好与不好的想法，郁积于胸，任它们在里面左冲右突，却不让它们喷泻出来。
有一天，我随工厂的车子外出送货、验货，很晚才回到镇口。当搭载我的货车，驶过镇口的夜市时，我透过车窗玻璃，望着街道两侧站岗、睁着昏黄眼睛的路灯，我突然想到了前途未卜的爱情，突然就有了想写诗的感觉。回到玻璃厂后，我顺手从车上扯下来一张垫玻璃的牛皮纸，就着七楼宿舍走廊里的灯光，写下了一首叫《路灯》的小诗：
路灯
一切都睡了
独有你们醒着
你们的眼睛亮着
深夜的孤魂啊 我
在渺茫的夜歌中
行着
夜色凉如水啊
虽然不是天街
可灯的昏黄柔色
还是被我想成
我依恋的人
她曾经的一瞥温柔
现只剩我的影子了
灯下的影子
我的影子
一个影子
一步一步挪动
仗量着孤独
它的长度
我的人
我何曾怕你是一个幻像
在灯火阑珊的路口
静静地站立成
一盏灯的形式
指示我情感的方向
后来，这首小诗，首发在《佛山文艺上》；后来，这段感情，也以我的预感和直觉，终于无疾而终；但是她，在我心里占下的位置，却仍然很重很重。有天晚上，我读到了湖南老乡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其中有那么一句：“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我当时就木了，人一下子变得呆怔怔的，但我知道我在心里，正在不停地默默对她说：“我进过好多地方的厂，认识好多不同的人，打过好多门类的工，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这个人，就是你呀，是你呀！”
我在心里默念她名字并喃喃自语的晚上，是在玻璃厂七楼宿舍楼上的走廊里。我倚着栏干，俯瞰着楼下喧嚣的夜街和熙攘的男女。越看，我眼神越发迷离。我已经向工厂领导打了报告，准备悄悄离开镇口，自告奋勇作为工厂首批动迁人员，调到邻镇沙田新建的玻璃厂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