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岁就开蒙了，一上就是一年级。因为八十年代初，很少有上幼儿园的。
我的学习生涯就这样开始了。马坪中学现在礼堂的位置，就是以前金星村小学，我就是在那里度过四年初小生活的。
我本不应在金星村读书的，但是沾了父亲是民办老师的光，也就顺理成章了。朦胧的记中，我的启蒙老师，是参塘的曾昭中老师，后来去六中管食堂了，他是教语文的。另一位启蒙老师，就是现在在马中的刘兴光老师，是教我们数学的。
曾老师是泥腿子出身，接父亲班的。他自己对拼音的声母、韵母都咬音不准，教出来的学生也就更离谱了。我至今是普遍话极不标准，电脑打字也从来不用拼音的，不是不想用，而是用不了。
上一年级那会，不知是人笨，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反正语文、数学每次考试都只有二、三十分。都上了大半年学了，我差到连一到十都写不了，十以内加减法，掰着手指头也算不清。
母亲是个乡巴佬，不曾懂什么学习方法；父亲又忙着自己的自学考试，经常奔跑马坪和邵阳之间，也就没时间管我了。
母亲见我实在不行，就用晾干的高梁杆剪成小段，然后用针线串起来，用来帮助我算数。这东东，和我同时代的人小时候都应该用过。那时，上小学一年级的小屁孩们，每人脖子上吊一串高梁杆，十根至一百根不等，都是用来帮助数数和算数的，这也就成了校园内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曾、刘两位老师开始对我蛮教顾的，可能是由于父亲的缘故吧。后来，见我实在不上路，罚站、留堂也就是经常的事了。
小的时候，胆子小，对老师是非常地惧怕。在幼小的心灵里，老师是神，神圣到不敢抬头看他。
兴光老师有个特点，喜欢叫人上黑板上做一些数学题。做不出来的罚站，我每次都怕他点到我的名字，只要他点到我，这节课就站定了。久而久之，只要他一点我的名字，我都害怕到全身发抖，紧张到膀胱紧缩。好几次都尿到裤子，不过幸好穿得是开档裤，湿得不是太多。
日子就这样过着，一年级成绩不好，就接着再上一个一年级。可就在上第二个一年级的那个冬天 ，一件更为啼笑皆非的事儿发生了。
那时冬天特冷，小孩子时都是穿带背带的棉裤，包得严严的，像个粽子；那时候，生活又非常地差，十天半月吃不到一次肉的。不过，我倒是会好点，父亲学校里隔三差五地会打个“牙祭”，我就顺便吃过三五块肥肉。不过，这笑话就来了。
那次“牙祭”时，多吃了点肥肉，又喝了点冷水。这不，刚坐到教室里，肚子就疼起来了，看来忍是忍不住了。向曾老师请假去上厕所，金星小学的厕所太差，我们方便一般都是去马中的。说时迟，那里急，我实在是忍不住了，就猛撩裤子，可这棉裤太厚，裹得又太严，撩了半天才算撩开。大便急急地直奔肛门，有如千军万马之势。坏了，这离厕所还一百多米，可是这屎急，顾不了那么多了，“哗，哗哗”这屎夺肛门而出。没得法，我就只得猫着步，弯着腰，边走边拉，那路上就留下了我那一串串的大便……
至今，我的轶事，还有在知情的老师口中流传。不过，那些知情的老师都差不多退休完了，这事儿也快成绝密档案了。
在上二年级的那年，有一件事在我生命中烙下了一个深深地印。由于爱吵事玩，我的胳膊肘儿摔断了，为此，休学两年，痛苦了两年。
等我再来学校时，金星小学已经合并到了马坪中心小学。考高小时，我没考上中心小学，差三分。本来就没有上中心小学的份，只能去铜盆小学。但是由于是教师子弟，加五分，又一次顺理成章的上了中心小学。这教育的不公平，再一次显现。
教我高小语文的老师是杨俊定老师，这家伙有才。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也写得一手好文章。在他的影响下，我也能写写字，码码文字了。估计我这会喜欢玩弄文字，就是那会儿落下的毛病。杨老师，在那时曾对我说过：“你要是坚持码文字，或许将来有所为！”
不过学中文出身的父亲对码文字、玩文学是不怎样看好，我儿时的梦想也就不能成为现实了。不过，现在看来，这或许是对的，改革开放的今天，社会需要大量工科类人才，而对于文皱皱的文人恐怕是不那么看好了。
高小毕业时，又不能上城里的一中、二中，只能屈就上了马中。
马中的三年学习时光，是和父亲一起走过的，父亲是我的班主任。这是后话，以后再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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