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德旷谈当年遭遇刘丽安诗歌奖

煮熟鸭子又飞走，落魄京城究可哀

———曾德旷谈当年遭遇刘丽安诗歌奖

曾德旷

如今之中国，各种官办和民办的诗歌奖，像演戏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不知情的人，还以为当代中国诗歌真的有多么繁荣，其实，恰恰相反，上述现象，恰好从反面证实了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中国当代诗歌，是多么贫乏和孱弱；至少，证明了中国当代诗坛秩序混乱，缺少真正不畏强权眼光独到的有良知的诗评家，以及真正特立独行拒绝与各种商业文化和各种恶俗势力合作的的杰出诗人。

下面，我谈一谈1997年7 月我获得刘丽安诗歌奖之后，被无缘无故剥夺获奖资格的遭遇，以此揭示目前中国国内各类诗歌奖可能存在的不规范性和不公正性，或者说问题与敝端。

1 1997年，是我来到北京的第三年。自从两年前进入鲁迅文学院进修之后，我就开始不知不觉地把这一国家级文学院当成了自已重要的文学活动场所。事实上，当时的鲁迅文学院周围，的确或多或少地聚居着一群热爱文学艺术的外省青年，远不像现在，只是一个由中宣部出钱、由各省作协瓜分名额、由一帮御用文人在其中花天酒地大肆享受的大杂院，让坚持体制外写作的我辈唯恐避之不及。

我记得，那一年的春天，我在鲁院附近租了一间鸽笼般大小的出租屋，过得非常潦倒，有时候甚至一天连一顿饭也吃不上，但是，因为心中有一种对理想的追求，也就并不觉得有多么苦。而且，为了生存，我开始不顾旁人的歧视，勇敢地背着吉他上街卖唱。当然，一开始很不习惯，硬着头皮唱了几次之后，也就无所谓了。就这样，在一种浑浑噩噩的状态下，我像行尸走肉一样地活着，日复一日豪无意义地延续着自己卑微的生命。直到那一年五一节前夕，在鲁院的一个学生寝室，我遇到了从成都来北京预谋参加“五四诗歌朗诵会”的廖亦武，精神为之一振。廖氏其人其事，久有所闻，其诗作也一向欢喜有加，因此，与廖的邂逅让我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而廖对我也似乎一见如故，很是随和，没有摆所谓名诗人的架子，并于当夜十点钟左右带我一同前往北京青年宫，去观看所谓的“诗歌朗诵会”之现场彩排，以打探虚实。

七年过去了，我至今还记得那天晚上，在夜深人静的北京街头，在前往北京青年宫的一辆出租车上，我与剃着光头、随身总是携带着一只洞箫的廖亦武，兴致勃勃地商量着——到了五四那天，趁朗诵会节目主持人不注意，我俩结伴突然冲到台上去，他吹箫，我唱摇滚，让所有在场的人目瞪口呆。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几天之后，原以为铁定举行的诗歌朗诵会，还是被官方强制性地取消了。之后，廖亦武在北京又呆了十余天，期间，他在友人陪同下，几次去大使馆活动，分发他创办不久的地下刊物《知识分子》。当时，我还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那么做，因为我觉得，外国人不懂中文，把地下刊物送给他们没什么用。 现在，在了解了某些诗人，特别是那些通过各种途径千方百计出国的诗人的的掌故后，我总算明白了廖亦武那么做，叫作“走国际路线”，或者叫“曲线救诗”，其作用大得很。

2 廖亦武走后，我继续卖唱，写诗。一天晚上，我与几个流浪汉正在海淀的一个小酒馆喝酒，突然从电话中得知，我获得了一个重要的诗歌奖，奖金为一万元。通知我的人是四川小说家周忠陵，他是廖亦武的哥们，，其时正在鲁院作家班进修。由于消息来得太突然，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我以为周忠陵是在跟我开玩笑。但是，当他一再表示确有其事时，我又高兴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了。毕竟，一万块钱对于像我这样经常穷困潦倒不得不饿肝子的人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再说，刘丽安诗歌奖并非一般的诗人所能染指，我能得之，就说明我的诗还算过得去。为了证实周忠陵的话并非空穴来风，按照他的吩咐，我开始迫不及待地给刘丽安的中间代理人H打电话。没想到H一听是我，就毫不掩饰地说；“曾德旷，喊我三声爹吧，我为你从一个美国的女华侨手中，争取了一万块钱的生活费，你说说看，你准备怎样感谢我？” H的话让我既感到无比兴奋，又很不是滋味。因为在我看来，H的语气，其实比什么都更能说明，周忠陵所说的有关我获奖的消息，并非如我所担心的只是传闻。，因为我对H虽说不是很熟悉，却也并不陌生，近些日子以来，在周忠陵的寝室，我曾见过他多次。应该说，当时，如果事情真如H所说，我对H的帮助和推荐肯定心存感激，但是，H迫不及待的表白，特别是他说话的语气，明显地让我感到某种说不出来的不安和压抑，而那种不安和压抑，让我情不自禁地产生一种预感，我觉得，在我真正拿到奖金之前，事情很可能会突然发生变故。 第二天晚上，我依约来到诗人简宁开设在北京电影学院附近的黄房子酒吧，见到了刚刚从美国回来的诗人黄贝岭，当时，我还不知道，他是刘丽安诗歌奖的评委，也是在海外创办的地下刊物《倾向》的主办人，只是感觉到，这个人很神秘而且来头不小。当时，黄贝岭的弟弟H也在场，另外在场的，还有两个正在电影学院读博士的德国女留学生，以及一帮喜欢诗歌的在校大学生。黄贝岭向我简单地介绍了刘丽安诗歌奖的性质、来由，以及我为什么获奖的原因。他告诉我，是诗人廖亦武最先向刘丽安女士以及本届刘氏诗歌奖评委推荐了我以及我的诗。然后，他吩咐我回去之后，马上给刘丽安女士写一封信，写好之后交给H由H转交刘丽安，接下来，在大约一星期之后，H将向我转交从刘丽安手中为我代领的一万元奖金。

3 那天晚上，也许是高兴得过了头，也许是不相信眼前的事实，也许是害怕就要到手的鸭子会突然飞走，我像一个疯子一样一杯接一杯拼命地喝酒，虽然喝的只是啤酒，但因为喝得太多，到了午夜，走出酒吧的门，和黄贝岭兄弟俩分手不久，酩酊大醉的我再也支持不住，一头歪倒在路边的草地上，直到第二天早晨才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在此之后，又过了一个星期，H到鲁院为我发放由他代领的奖金，但是，出人意外的是，他拒绝一次性全部付给我,他说；“你的钱不能一次性给你，只能分多次给，因为你这个人缺少自制能力，一万块钱如果全部到了你的手中，很可能你一两个月就花光了。”我当然不满意他的处理方式，因为很明显，那样做很可能中途会发生变故，再说，谁又能保证H稍不如意就给我脸色，甚至当我找他领钱时我连他的人影都找不着呢？于是我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一定会有计划的花那笔钱，不会乱花。H当然不会按我的要求去做，他以一种不容改变的口气说；“我们已经商量好了，你不愿意也不行。因为，这笔钱发给你，不是为了让你去享受，而是为了救济你的生活，再说，这也是刘丽安本人和我哥的意思，同时是为了对你个人负责。”我还想争辩，但知道事情已无法挽回，因为主动权很显然掌握在H或者H的哥哥黄贝岭手里，我根本就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只能听天由命。 就这样，最终，我不得不同意H的安排；每个月从他手里领五百元，分二十次领完。 然而，我没有想到的是，我的担心应验得比什么都快，仅仅过了一个月，当我打电话第二次找H领钱时，H给了我一个让我震惊的答案，他说；“你的钱已经被停止了，因为你没有教养，刘丽安停止了你的获奖资格。” 我听了真是气得目瞪口呆，，因为这太不可思议了，怎么能随随便便出尔反尔呢？又不是开玩笑！再说，事情过于离谱，其中很可能有蹊跷，因为刘丽安女士不太可能这样做？既使这样做，也应该有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于是，我非常气愤地说：“我要找刘丽安当面申诉，她这样对我太不公平。” H略一迟疑，用一种生硬的声音答道：“你找刘丽安没用，刘丽安回美国去了，两年内不会回中国，不过，也许我可以找找我哥，帮你再想想办法。”说着，他不容我答话就把手机关了，任我再怎么拔号也不开机。

4 以上就是我当年有如恶梦一样的获奖经历，我觉得，事情的前前后后，至始至终，我都像卡夫卡小说中的土地测量员，或者加谬小说中的局外人，面对近乎玩笑的命运，丝毫没有反抗也没有申诉的权利。因为事实上，我当时并不是不想讨回公道，但我根本就见不到有关这件事的当事人，既见不到刘丽安，也见不到黄贝岭，同时见不到黄的弟弟H。真的，他们对我来说仿佛一下子成了小说中虚构的人物。 如今，七年过去了，除了我本人以外，在这个世界上，大约再也不会有任何人还记得这件事。虽然我的遭遇，在纷繁复杂的人世上，只不过是一朵微不足道的小小浪花，甚至连浪花也算不上，只是日常生活中一件小事。但我依然感到，我被轻而易举地愚弄了，或者说被深深地伤害了，而这种伤害是难以痊愈的，甚至是一辈子也难以痊愈的。 虽然刘丽安诗歌奖曾经对中国先锋诗歌的发展，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虽然我对刘丽安女士不惜重金私人设立诗歌奖的义举，到现在仍深深地表示敬重和赞赏；虽然我对黄贝岭先生从来就没有任何成见，而且对他在海外创办《倾向》并坚持至今的行为，一直认为很了不起，然而，具体到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我当年的遭遇，对我来说，显然是不公正的，至少有失于一项严肃诗歌奖应有的严肃性和规范性。如今，中国诗歌正走入一日不如一日的低谷，我曾经受伤的心灵开始渐渐结痂。为了忘却，或者说为了记念，我终于有勇气向世人说出这一鲜为人知的往事，并希望从此之后，类似的事情，在中国文学界或者诗歌界再也不要发生。

2004年8月26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