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武冈市二中蒋文骥
七月半的槽门外马路上，我蹲下身划燃火柴。纸钱卷曲着发黑，火苗一舔，便从边缘烧出金红的裂口。灰烬腾起来的时候，我忽然听见扁担吱呀的声响——那根被母亲肩头磨得发亮的竹扁担，一头挑着公粮，一头挑着我，走过了我此生最长的一段路。
那根扁担有六尺长，是父亲年轻时斫的竹子，用砂石打磨过，又浸了桐油，泛着暗红色的光。母亲挑着它去交公粮的清晨，总把我放进左边的箩筐，铺上她穿旧了的蓝布褂子。右边的箩筐装着刚收割出来的稻谷，称一称有一百五十斤。她弯腰把扁担搁上肩的时候，我的筐子微微翘起来，看见她的后颈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在朝雾里亮晶晶的，像缀了一串露水。
路是沙石土路，有十里长，经过一片长满庄稼的田野林和一座石拱桥。箩筐随着她的脚步晃啊晃的，我躺在里面看天上的云，看路边的狗尾草一丛一丛地后退。有时她停下来歇脚，就把扁担横搁在两只箩筐上，坐在扁担中间喝口水。她往我这边看，从怀里摸出半个煮红薯递过来，自己那个却只有拳头大，黑黑的一小团。我问她为什么不也吃个大的，她说早上在灶膛里煨过了，大的留着给我当晌午饭。
那些年生产队分的稻谷总是不够吃。父亲肠胃病一犯，连女工底分都拿不全，分到我们家的谷子用簸箕端回来，薄薄地铺一层在米缸底。母亲就把红薯切成方丁，混着蕻菜叶子煮成糊糊，锅边却贴着留给我的白米饭——米极少，薄薄的一层，蒸出来像透明的蝉翼。她拿竹片小心地铲起来，扣在我的粗瓷碗里，其余的锅底用蕻菜汤刮两遍，便是她的一餐。我碗里的饭是白的，她碗里的汤是灰绿的，这么多年我一直记得那两种颜色，像记得春雪落在枯草上的样子。
其实她也有过白米饭的岁月，只是三岁那年就断了。外公外婆在一场伤寒里相继过世，兄嫂把她从灵堂抱出来时，她手里还攥着母亲给的半块糍粑。糍粑吃完之后，等待她的是漫长的饥饿。她跟我说过，有一年腊月，嫂子的娘家送来三斤猪肉，嫂子切了薄薄一小碟端上桌，她夹了一块含在嘴里舍不得咽，等饭都凉了那肉还在舌头上。后来她嫁进我们家，第一顿吃了两碗白米饭，放下碗就哭了，说自己从记事起，从没这样放开肚子吃过。
没有奶水喂我那些日子，她把米研成粉，用纱布滤了浆，在炭火上搅成糊。那碗米糊要搅到不再有生粉味才停下来，她尝一小口，咂咂嘴，再吹凉了送到我嘴边。深夜里我饿得干嚎，她就披着棉袄在灶前熬糊，煤油灯搁在灶台上，火苗忽忽地晃，把她瘦长的影子投在土墙上。那影子一直弯着腰，像一棵被风压弯的稻禾，又在风停时慢慢直起来。她那时三十出头，头发已经花白了一小半，从鬓角开始，像灶灰落进了青丝里。
我四岁那年得疳积，瘦得颧骨高耸，眼窝深陷，村里的赤脚医生摇着头说怕是养不活了。母亲不信，背着我翻了两座山找到邓家铺的老中医，讨了新鲜的羊胆汁配药灌我。那药极苦，我吐了她一身，她擦都不擦又灌第二碗。第三天我迷迷糊糊要水喝，她扑到灶前烧水，手抖得瓢都拿不稳。后来我活了，她的右肩上却落下了病根——背我走山路时扭伤了筋，阴雨天便隐隐作痛，可她还是挑着那一百多斤的担子，走了十几年的交粮路。
在院子里我被人欺负，说我是抱来的野种。那家大人出来护短，一锄头掼在母亲头上，她倒下去时后脑磕在石阶上，额角沁出血来。邻居把她抬回家，用井水敷了半天她才醒转。醒过来第一句话是问我有没有伤着，第二句话是让我不要记恨人家，说都是苦命人，心里有怨气才那样的。那天晚上我看她坐在床沿上补我的蓝布裤子，针穿过布的声音沙沙的，煤油灯的火苗在她脸上投下明暗的光。她的脸颊肿着，颧骨上一片青紫，可她下针还是那么稳，一针，一针，把破口缝成蜈蚣脚的形状，针脚细密得像她这辈子咽下去的苦。
我考上武冈七中那年，她把猪圈里那窝小猪崽挑去三十里外的高沙镇卖了，换回一床新棉被和一只皮书箱。。她说书放在里面不会生虫，让我安心读。每个月回家背米去学校，三十斤的纤维袋扎得紧紧的，她天不亮就起来煮饭，门轴被小心地托起来转，没有发出声响。灶膛的火光映在窗纸上，我躺在上铺假装没醒，隔着门缝看她坐在灶前的小凳上，用火钳夹着柴火，一缕蓝烟从她的头顶升起来，散在黎明前的黑暗里。
那碗饭她总是做好了温在锅里，等我起床时还冒着热气。菜是酸豆角炒辣椒，有时会卧一个荷包蛋。蛋是她养的母鸡下的，攒了七个才舍得给我吃一个，剩下的用盐腌了装在陶罐里，说是等我下次回家再吃。可她从来不吃，那些蛋最后都进了我的肚子，就像当年的米糊，当年的红薯饭，当年的白米饭——她把自己从碗里一点一点地省出来，全倒进了我的命里。
2006年接她和父亲进城，她连锄头都要带上，说城里的土比乡下的肥。在二中旁边的空地上，她开了两垄菜畦，白菜萝卜长得油汪汪的。邻居老太太笑她不会享福，她说种菜也是享福，看着菜苗一天天长高，心里踏实。
2007年查出子宫内膜癌，我们瞒了她三个月。有天夜里我听见她房里低低的呻吟，推门进去，她蜷在床上捂着肚子，汗把枕头洇湿了一片。确诊后又撑了一年，那一年她做了十五双布鞋，千层底纳得厚厚的，鞋面用黑灯芯绒布，针脚密得像蚂蚁排队。她递给我时说，城里路硬，穿布鞋养脚，多做几双够你们穿几年。她没说这是最后几双，可我们都明白。
临走前她从枕头下摸出那个手绢包，里面是这些年我给她的零花钱，叠得整整齐齐，一张也没花。她分了三份，说给孙子那份要六六大顺。她把孙子的手拉过来，掌心贴着自己的掌心，说乖孙，奶奶没读过书，你要替奶奶多读一些。孙子点头，她的眼泪就顺着眼角流进耳廓里，亮晶晶的一滴，像她年轻时挑着担子走在田埂上，清晨的露水从稻叶尖滑落的样子。
孙子现在是单位最年轻的正科级干部了。他那天穿着奶奶做的布鞋去报到，走在办公楼的地板上没有声响。可我知道那双鞋底下有声音——千层布，万层布，每一层都是她三岁失去双亲后的沉默，是她挑着公粮走八里山路时的喘息，是她深夜搅动米糊时锅勺碰着碗沿的轻响，是她被一巴掌掼倒在地上还想着护住我的那个姿势。
马路上的纸钱烧尽了。最后一缕青烟散开的时候，我恍惚又看见那根竹扁担，暗红色的，泛着桐油的光。一头挑起稻谷，一头挑起我。母亲走在中间，脊背弯成一张弓，把两头的重量都拉在自己身上。
可她从来不觉得重。她从三岁起就学会了挑东西——先是对饥饿的恐惧，再是对活着的执着，最后是对我的爱。扁担在她肩上压了几十年，肩膀磨出厚厚的茧子，茧子破了又结，结了又破，像那些补了又补的衣裳。可她的肩膀始终是暖的，冬天我趴在她背上睡觉时，脸贴着她的肩胛骨，能听见她心跳的声音，沉稳而有力，从1936年的冬天一直跳到2008年的春天，跳了七十二个年头。
如今我踩着她纳的鞋底走路，每一步都踏在她掌心的温度里。那温度从三岁的她开始传递，穿过战火，穿过饥饿，穿过生产队的晒谷场和交公粮的土路，穿过猪圈里的稻草和煤油灯的光晕，最后落进我的脚底。薄薄的千层布，却厚过了我此生走过的所有路。
扁担还在老屋的墙角立着，灰蒙蒙的，竹皮有些裂纹了。我偶尔回去看看，伸手摸一摸中间那段被母亲肩膀磨得最薄的地方，光滑得像玉。那上面有她的体温，七十二年的，一点一点渗进了竹子里面，怎么擦也擦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