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已逝，《红蛇》犹在
——追忆武冈著名作家周宜地先生
武冈 林日新
二月八日，凛冽的朔风袭击荆楚大地，一则消息如惊雷般在武冈作协会员群中传开，凄冷的冬雨，浸透了每一个文友的心——武冈文坛的老将，著名作家周宜地先生，于2026年2月6日安然辞世，享年八十春秋。群内一时静默，随即便是排山倒海的哀思：挽联、悼诗、追文，字字泣泪，句句含悲。我凝视着屏幕，目光穿越这纷扬的文字奠仪，仿佛回到了四十年前那个春光明媚的颁奖台。那时我尚是文墨初试的后生，因一篇稚嫩散文获得“优秀奖”，是他，周宜地先生，将证书递到我手中，目光温煦如资水岸边的阳光，叮嘱道：“后生子，加油。”次年，我的小说处女作获得征文“二等奖”，又是他，见证了我跃上了一个小 “台阶”，他鼓励道：“坚持下去，必有出息的。”这些话语，成为我文学路上最初的星光。
先生的作品，是我成长的养分。在《湖南文学》《当代》等杂志的字里行间，我追随“郭二爹”进城，听“九癫子”说书，看“棕妹”挣扎（这些作品后来我又在《邵阳文库.周宜地卷》看到了）。那一年，我在县文联唐主席处邂逅那部沉甸甸的长篇巨制《红蛇》，借阅，通宵达旦；掩卷，心潮难平。我旋即购得一册，珍藏于书架最显眼处。我始终相信，对于一位以灵魂书写生命的作家，最深切、最崇高的纪念，莫过于一遍遍重读他的作品，让那些灌注了心血与思想的文字，在后人的目光中再度苏醒，再度呼吸。今夜，先生远行，我郑重请下这部书，与他的灵魂重逢。
周宜地先生，1946年生于武冈荆竹镇公堂村的山坳里。他的人生轨迹，便是一部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小说：中学毕业，务过农，执过教鞭，在县剧团编写人间戏码，于文化局梳理一方文脉。1989年，他负笈武汉大学作家班，这成为其创作的分水岭。此前，他的笔是匕首与投枪，直面生活，“凡不平则鸣”，五十余篇中短篇小说激荡着现实的回响；此后，他的笔融入了思考的沉静与文化的自觉，开始追寻一种更厚重、更根源性的表达。他将目光投向了养育他的莽莽群山，投向了那山野间氤氲了千年的、神秘而蛮力的巫楚文化。他正式扛起了“大山文学”的旗帜，而《红蛇》，正是这面旗帜上最耀眼、也最沉郁的图腾。
打开《红蛇》，便似被一条冰冷而灼热的灵物紧紧缠绕，直至灵魂颤栗。故事发生在“新寨”，一个因砍伐贩卖林木而暴富的山村。昨日的生产队长“寨王”赵天光，今日已是呼风唤雨的总经理、代理镇长。小说以他企图吞并老农侯九爷的责任林，并设下圈套从三个外来打工妹中挑选儿媳为双线，层层铺展出一幅爱恨交织、命运浮沉、人格搏斗的惊心画卷。然而，《红蛇》的魂魄，远不止于一个山村的伦理悲剧。周宜地先生以椽笔为斧，劈开了大山表层富庶的假象，直抵其文化血肉的深处。
他笔下大山险峻、诡谲。雷鸣电闪中红蛇出没，山洪暴发时浊浪排空，“设坛活葬”的牛角声在古柏间回荡。这里，人与神鬼的界限模糊，文明与愚昧的藤蔓纠缠，现实与梦幻的帷幕交织。这是湘西南独特的巫楚文化，是一种植根于血脉的集体无意识，它塑造了山民们古朴、侠义、正直的性情，也滋养了他们的狡黠、野蛮与对超自然力量的笃信盲从。
周先生是“残酷”的。他将这种文化的两面性，投注于人物的命运，酿造出令人窒息的悲剧力量。寨王赵天光，这个时代的“弄潮儿”，外表光鲜，内里却是一个集自私、邪恶、专横于一身的封建土皇帝。他的“成功”，建立在对祖宗遗产（森林）的挥霍与对乡民（尤其是女性）的践踏之上。作者借其子立新之口，发出痛心疾首的呐喊：“靠的是一种机遇，把老祖宗的遗产拍卖掉……骨子里呢，还是落后，愚昧，野蛮，文盲！”而立新，这个心怀善念与新知的高中生，其反叛与控诉，最终被吞噬于倒塌的楼体之下，成为“善为新寨所不容”的祭品。
更令人扼腕的，是那些美好品质在古老文化阴影下的凋零。侯九爷，正直如山，爱林如命，却因愚昧与对“山里规矩”的执着，亲手将犯了奸罪的儿子“活葬”，自己亦锒铛入狱。他是“真”的化身，却在现代法理前撞得头破血流，是“真在新寨遭到算计”。省林学院的老知识分子林老头，与九爷肝胆相照，目睹悲剧后竟自掘坟墓，以最传统、最决绝的方式殉了友情与理想，其行为本身，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文化悲剧的注脚？而从远方而来的大妹、二妹、三妹，带着对生活的卑微期盼，却在寨王的圈套中辗转零落，尤其是三妹，更是饱受摧残，“美在新寨凋零”。
周宜地先生通过这一幕幕惨烈的悲剧，进行着一场“现代与传统的对话”。他沉重地告诉读者，任何一页历史的书写，都伴随着文明与愚昧的激烈撕扯。当市场经济的大潮裹挟着迪斯科音乐涌进深山，改变的或许只是物质的外壳；那千年沉积的巫楚文化中的原始性、愚昧性与野蛮性，却可能成为真、善、美无法挣脱的泥沼，成为阻碍人真正走向现代文明的、无形的红蛇。
这条“红蛇”，是小说贯穿始终的核心意象。它时而是邪恶化身，带来恐怖压抑；时而是正义呼唤，为恶者敲响丧钟。它诡谲莫测，如土地文化基因的复杂。周先生以此揭示：物质富裕若没有精神文明与法治启蒙，“变革”可能成为更深沦陷。他呼告：“善良的人们要开拓新生活，必须不断提高素质。”
《红蛇》是深沉痛感的著作。或许氛围沉闷阴郁，未充分折射时代奔腾。但这正是作者探照“病灶”的艺术选择。他敢于在歌颂外进行“近距离思考”，揭示农村变革深层的文化艰难。这份直面真实的勇气，使《红蛇》超越乡土叙事，成为文化反思的厚重之作。
哲人其萎，风范长存。周宜地先生虽已远去，但他用生命之火淬炼出的文字，特别是这部《红蛇》，已然成为湘西南文化母体上一个鲜明的印记，一曲关于文明进程的、深沉而悲怆的巫楚长歌。正如悼联所云：“云山垂泪，墨润武冈留雅韵；文坛失范，笔耕半世铸清名。”先生的肉身归于他乡水土，但他的文学之魂，将永远与他笔下那莽苍的群山、那游走的红蛇、那些在命运中挣扎呐喊的山里人同在。
今夜，资水呜咽，云山默哀。我再次翻开《红蛇》，在字里行间与先生重逢。红蛇犹在，它缠绕的不只是一个山村故事，更是一个民族现代化进程中，必须直面的文化根性诘问。
先生，您的追问，我们听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