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逝

接到堂哥去世的那通电话时，我正在异乡忙碌着里修改一份文件。堂侄的声音很平，平得有些反常：“叔，我爸爸，刚走了”。上一次见他，也就三个月前，那时他还坐在堂屋前的板凳上，跟我讲哪块地的墒情好、哪口塘的鱼肥。闲聊中也顺口托我找下朋友，想去长沙的大医院检查一下身体。如今"走了"两个字，像一把钝锄头，一下砸进心里。

第二天，我们几个在外谋生的兄弟，驱车回家送堂哥最后一程。葬礼照旧是乡村的排场。白幡、纸钱、唢呐，鞭炮，哭声一阵高过一阵。堂哥躺在堂屋正中，面容比活着时安详。来吊唁的人不少，可我一张脸一张脸地看过去，竟大多是生疏的。几个还能叫出名字的平辈，也都是请了假、穿着西装赶回来的，葬礼一散，他们又得连夜开车回城。在这片土地上，"走"已经不是偶发事件，而是一种节奏，一种正在加速的、谁也拦不住的节奏。送葬途中要经过别家的几亩地。路还是那条田埂路，只是两旁的荒草已经高过膝盖，几乎没了路的样子。从前的地，是齐整的一畦：稻子一行一行，像用尺子量过。如今稻茬枯黄，野藜、苍耳、不知名的藤蔓从垄沟里涌出来，把田垄的边界一寸寸吞掉。风吹过，荒草伏下去又立起来，像土地在无声地叹气。放眼望去，整片坡地都是这个模样。曾经棋盘似的梯田，如今是一张被揉皱又摊开的绿黄毛毯，这儿一块那儿一块，长满了说不清的野物。村头那口老水塘边，几块菜地还勉强有人侍弄，再往远处，就全是齐腰深的荒草了。我想起小时候，每到农忙，整座村子像一口烧开的锅：天不亮就有吆喝牛的声音，田里是人，埂上是人，晒场上翻谷子的也是人。那股子热腾腾的、带着汗味和泥土腥气的"活气"，是村庄真正的魂。可现在那口锅凉了。

回村的几天里，我留意数了数。整个自然村，常住在家的，不超过二十个人，大多不低于六十岁。年轻人像被某种看不见的潮水卷走了，卷到县城、省城、到沿海或更远的地方，只在清明和春节的浪头上短暂地浮回来一下。老人们是最后的守土人。他们守着空荡荡的院子，守着几亩菜地、几只家禽，守着彼此——也守着一种正在消失的活法。他们中每一个人的离去，带走的都不只是自己的一条命，还有一串地名、一桩旧事、一门手艺、一段只有他们说得清的村史。于是问题不可避免地在心里冒出来：等这一辈老人也走了，老家，还会是老家吗？还会"有活力"吗？我们这些在外的人，"回家的感觉"还找得着吗？我没有标准答案，也不该假装自己有。

但我越来越觉得，我们对"活力"的理解，可能得换一换。村庄从前那种热气腾腾的活气，是依附在"以土为生"之上的：人靠土地活，土地靠人养，二者绞成一股绳。如今绳断了，不是人变懒了、地变坏了，而是时代把一些人牵到了别处谋生。这是一种真实的、不可逆的丧失，我不愿用"进步"两个字轻飘飘地把它盖过去。荒芜的地、空了的村，是无数具体的人付出的代价，值得被郑重地记着。可"活力"也不必只系在田垄间。我看见隔壁婶子用智能手机跟城里的孙女视频，看见村口新装了路灯、新修了马路，看见年前有人回来把老屋翻新整修：这些是另一种活法，笨拙，却也在发芽。至于"回家的感觉"，我想，它从来就不只依附在那几亩荒地上。它是母亲灶上的一碗热汤，是晒谷坪上站一站的踏实，是听得懂的乡音和叫得应的小名。只要还有人记得、还愿意回来、还愿意把下一代带回来认一认门前的路，那根就还在。根埋在土里，也在人心里——是人，让一个地方成为"家"。我们不能忘记故乡的原因，是地下埋着我们的根，地上留着我们的记忆。地会荒，人会老，但一代一代往土里培下的，从来不只是坟头的泥，还有血脉相连的根，是"我从哪里来"的那不肯断的线。我们这代人要做的，大概就是别让那根线在自己手里松掉。

归程的汽车又拐过村口。我回头望了一眼，村子重新沉进暮色里，安静，却并不死寂。荒草之下，土地还是那片土地；而我们这些人，来处还在，归途就还在。只是往后回来，大约要学着用新的眼睛去看它——看见荒芜，也看见荒芜底下，仍有不肯熄灭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