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戏剧《芦荡火种》和《沙家浜》中,郭建光的艺术形象光彩照人。剧作者为我们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智勇双全、英姿勃发的新四军指挥员的形象。
1982年5月,谭震林同志在南京召开的华东七省市党史工作会议上,风趣地说《沙家浜》的斗争是真实的。他说,“郭建光”现在就在台下,他的名字叫“夏光”。卫生员小王不是女的,是个男的,他的名字叫林震,是部队的。沪剧《芦荡火种》的原作者文牧也说过,为纪念为抗日战争作出贡献的那些健在的或已牺牲的同志,在创作这一戏剧时,尽可能地把戏剧中的人物和现实中的人物挂个把字,如郭建光就用夏光的“光”。所以,健在的革命前辈夏光同志就是郭建光形象的生活原型。然而,艺术形象和生活原型又不能划上等号。
夏光同志是湖南省武冈县人,1909年生。他在北伐战争时期,在家乡参加了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1927年进入毛泽东同志主持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他在湖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因两次被捕,和组织失去了联系。
抗日战争爆发后,夏光同志在党的召唤下参加了新四军。1938年,他重新加入了党组织。抗战初期,首任陈毅同志率领的新四军第一支队参谋、第三支队第六团作战参谋。1939年5月,随叶飞同志率领的江南抗日义勇军,来到了苏常太地区。
同年8月,“江抗”在江阴与反共的国民党“忠救”部队激战,夏光同志时任第五路军参谋长。由于连续作战,他经常彻夜不眠,导致体力不支而病倒。经领导研究决定,让他暂时回阳澄湖地区休养。夏光同志随即将所有作战文书记录全部交给参谋处,化装成便衣,带了个通信员,通过“忠救军”控制地区,回到濒临阳澄湖的肖泾、陆巷,在我军后方医院与“江抗”政治部主任刘飞等治病养伤的同志会合。
那时所谓的后方医院是到处流动不定的,芦苇荡和群众家里就是病房,生活十分艰苦。医院里有几十个伤病员,还有一些医护人员,总数100人左右,完全没有武装掩护,隐蔽于肖泾、陆巷、横泾、东唐市以及东乡梅李、淼泉等地 的村庄。他们依靠地方党组织和广大群众的掩护和帮助,将这批革命的火种,保存了下来。
1939年10月,上级党组织派原常熟“民抗”部队的负责人杨浩庐返回苏常太地区,传达如下指示:为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江抗”主动西移待机。留在东路的部队人员与地方党配合,重新组织武装,坚持原地斗争。地方 党组织和东路部队的负责人在东唐市镇附近召开会议,由地方党特委代理书记张英主持,参加者有“民抗”负责人任天石、薛惠民,常熟县委书记李建模,苏州县委书记翁迪民等人,夏光同志作为伤病员的负责人出席了这次重要会议,会上决定成立“江抗”东路司令部,推举夏光任司令,杨浩庐任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首先把留在后方医院已痊愈的十多位同志,组编成一个排。由此起步,充实发展,再建成一个特务连,这就是一支新的“江抗”部队,也就是新四军六师十八旅的前身。
谭震林同志在1蚴年]1月6日,即这支新的“江抗”部队诞生一周年之际撰写的纪念文章《东路一年》中,高度评价了夏光同志在新“江抗”发展壮大过程中的殊勋。他指出:我们能够获得这样的成绩,当然有着许多的原因。然而如果没有夏光同志独当一面的斗争精神和机警灵活地应付当时环境的谋略,那么就不能够有今天这样顺利的发展。我们东路的全体同志,应该学习夏光同志的这种斗争精神、这种斗争决心。
1940年4月,谭震林同志来到常熟后,夏光同志改任“江抗”纵队司令、十八旅参谋等职务,后又任新四军苏中军区一分区参谋处长、教导旅参谋长、苏浙军区第四纵队参谋长等职务。解放战争时期,夏光同志任华中、华东军区参谋处长,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等重要战役。他战功卓著,智谋过人,是我军一位德才兼备的优秀将领。
建国以后,夏光同志担任过几所海军学校的负责人,为培养人民海军干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55年,他被错误处理,离开部队,先后在工厂、高校担任领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夏光同志被任命为江苏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直接抓苏南东路地区的党史工作。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项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工作之中。
夏光同志近年间多次来到常熟,深入老区调查访问,主持会议。他在还未恢复名誉时,为了支持常熟市的党史工作和革命传统教育工作,撰写了2万多字的《东路武装斗争史实记要》,不厌其烦地接待党史工作者的采访。他将珍藏了40多年的1940年间的《敌情纪要》提供给常熟市党史部门。
夏光同志现已离休,定居南京。他精神矍铄,亲切和蔼,为了革命事业仍在努力撰写党史、军史资料,让余热继续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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