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日报》的王律先生来信问：《路》是不是你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勾起我四十四年前一件痛心事。
《路》是我出版的第一部长篇，但不是我写的第一部长篇。我写的第一部长篇是《帆》。
那是上世纪的64年，瓜菜代的苦日子刚告结束，社会正处平静安稳之时，文化、教育事业也有发展之势。这时，年将而立、已担任高中二年级语文教学工作的我，文学创作的劲头也很足。在老大哥式的朋友、作家出版社的编辑龙世辉的鼓励下，决心以自已的经历为素材，写一部教育题材的长篇小说。在对主题的确定、人物的设置、故事情节的安排作了充分准备之后，我利用1965年的暑假时间，将自已关在武冈一中的教工宿舍里，连近在城里的老婆孩子也没去看一眼。整整在蚊咬、闷热的煤油灯下，苦熬了五十多个日日夜夜，写成了一部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因感叹人生之艰难，想到大诗人李白《行路难》中“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句子，便取其中“云帆”二字，将小说定名为《帆》。当时作家出版社在上海有一个分社。由于我素有讨厌攀附的习性，为避沾亲带故之嫌，所以不愿将稿子交给世辉大哥，便寄给了他们在上海的分社。分社的编辑对稿子比较满意，没过多久就决定采用，并在65年冬与66 年春这段时间与我联系频繁。
可就在我热盼新书出版的时刻，暴风骤雨式的文化大革命来了。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会与我有关。就在我还在胡涂中的一天上午，我被凶神恶煞的“红卫兵”五花大绑推向大操坪，那里正在举行千人批斗会。批斗的对象就是我，批斗的内容就是我的长篇小说《帆》。我这才明白这部我梦中在出版的长篇小说的稿子，被他们从上海调回来了。就这样，在挨了一遍又一遍的臭骂之后，操坪里烧起一堆柴火，在一阵轰雷般的口号声中，稿子被抛进火中了。天真的我还想去抢。但我再强壮，也奈不何他们的人多势众，没走出几步，就被揪回来了，而且遭受到更严厉的惩罚。
《帆》的厄运，虽叫我痛心，但也得到一点教益：没寄给龙世辉，没给他带来麻烦，算是万幸。从此，我更坚定了自励、自强、自重，决不依附的处世决心。这样持之以恒的结果是：虽说失去不少让人认为的好时机，但自愿平庸的我，到底还是慢慢将厄转转化成了幸运！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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