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事都有两面性：有利，就有弊；有弊，必有利。远的不说，就说这偏远的水头溪吧，它偏僻，自然有闭塞、落后的缺点，但这些缺点在某种意义上讲，又是福音。常言道得好：“山高皇帝远。”一点也不错。与城里隔上百多里，就像聋了耳朵，城里闹翻天的事，这儿还无声无息，没一点影子；待讯息传到这儿，起势蠢蠢欲动的时候，那已是强弩之末，已到收尾阶段了。即或在通讯、交通日益现代化的今天，这种自然条件造成的特殊，也是客观存在。有什么法？鞭长莫及嘛！
城里已经闹腾了两三年啦。先是动笔动嘴，接着动手动拳，再接着动刀动枪、见泪见血了。美其名“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大革文化的命。把个几万人口的大县城闹得鸡飞狗跳墙，没个安宁时日。而百里外山灵水秀的水头溪却安静得很，颇有点当时姚刀笔笔下所批判的那种“世外桃源”、“安定的绿洲”的味儿。自然，水头溪也曾有过微波细浪。城里刚闹起来的时候，春宝跟几个人很快弄来红袖套戴上，写了几张“炮轰”、“狠揭”、“深挖”的大字报，糊满大队部门前那堵青砖墙。当即就遭到老辈人的指责，骂他们是败家子，拿雪白的面浆朝墙上涂，多可惜！第二天便放人揭去糊布壳垫鞋底去了。春宝气得直咬牙，本想狠狠查处这个无法无天的家伙，但一想到自己是一队之长，还风言风语听说有几个中学生要揪他的“当权派”，而这几个中学生的父兄又确实对他有意见，学城里的样批斗他一番是完全可能的。他唯恐引火烧身，也就偃旗息鼓，不敢再闹了。从此，虽说城里常常传来诸如“迫击炮攻了城”、“县委书记戴高帽子游了街”、“为占一块贴大字报的墙壁，打死好几个人”之类的消息，但山里人听了，惊讶之后，都骂“这是吃饱饭没事做，自己硬去送死。”还说“再这么胡闹下去，就不卖粮食给他们吃，让他们喝西北风去！”其实，这只不过说说而已，谁也不会真这么做，大家种田吃饭，精力用在上山挖土，下田洗牛，谁有闲功夫去管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一心经营安逸、幸福窝的龚众，正好钻了这个空子，趁外面闹得凶，山里挺安定的机会，省吃俭用，苦挣苦做，熬瘦了一身肉，总算把他许给老婆的那座“金窝”的架子竖起来了。他迫不及待，不等房子完全竣工，就忙着搬家。搬家之后，紧接着过春节。那乔迁、新春之喜，自不待言。
龚众的新屋，严格地说，只不过是个屋壳子。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嘛。山区林多、树多，干什么都是从木材上打主意，房屋多是木架、木壁、青瓦构筑。只有大财主的府宅和祠堂庙宇，才是青砖四合大院。龚众修的是小木屋，四排三间，一丈二的檐口，中间是堂屋，可以摆下四张大圆桌。左边靠柚树的是一间通房，是他们的卧室；右边一间打算隔成两间：里间做储藏室，外间做厨房。但这只是他两口子脑袋里的设想，还未成为事实。他们的新屋，只不过是一个大通间。造屋、拜堂，本是人生两件大事，不是轻易能办成的。虽说龚众、竹花这两三年省吃俭用积攒了点钱；干爹老支书念他自小孤苦，做工卖力，也悄悄替他积存了点，还帮他走大队，跑公社，磨破嘴皮子批了几十棵大杉树；岳父母这几年也松气多了，起早贪黑为他喂了几条两百多斤重的大肥猪。尽管有这些帮衬，他也并不松动，仍像在螺蛳壳里做道场，被钱困得伸不开手脚。他决心靠自己一身好力气干，节省开支。除了请必要的木工、泥工外，他自己把所有粗工、小工都顶了。竹花也忙得团团转，除一日三餐服待工匠外，还要做小工，帮龚众上土、倒土。这样整整忙了一个半月，才勉勉强强把屋架子竖了起来。可惜木板不够，木匠师傅虽是热心人，帮着设法省料，但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只凑凑合合装好四面外壳，堂屋两厢的壁子仍然没装上。龚众跑到大队部缠了几回，磨了不少唇舌，好歹批到几根楠竹，请篾匠织了几床晒簟，钉成壁子。这临时代壁子，常使竹花想起没买缝纫机的事，很是后悔不已。免不也常发感慨：
“唉，若买了缝纫机就好了，你出工，我踩机子，两头来钱，房子就不会修成这种半路货了！”
龚众安慰道：“你别急，只要我发狠做一年，不愁明年没钱买料。”
这种安慰话，有时也能唤起妻子脸上一线明丽的阳光，也能使自己兴奋一阵。然而这阳光，这兴奋，如同飘袅的烟雾，风儿一吹，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常常感到惶惑，为自己对妻子的许诺而惶惑。真的拚命干一年就能修好房子，没把握，太没把握了！尽管自己有着千斤力，但队里搞的是“政治评工分”。苦干一天，满打满十分工；任何一个全劳力都是十分工。这是劳动底分评定了的，如同钉子钉的，铁水铸的，干好干赖一个样。十分工即一个劳动日，一个劳动日又有多大的价值？这几年，生产队的景况一年不如一年，劳动日越来越不抵钱，每个不过角把钱，才够买个鸡蛋。这是什么原因？他常常寻根究底这么想，可是越想越糊涂，怎么也找不到答案。倒是竹花看得透，一句话触到根子上：“你不看看是什么人当队长？劳动日能值钱吗？”这话使他开了点窍，隐隐感到生产队的倒霉，与城里的胡闹很有些关系。县城里喊叫的，有线广播里天天叫喊的，和春宝在会上叫嚷的，完全是一个调调。不是春宝大批什么“中农当家”，硬要把忠厚、勤快的作田里手队长撤掉，有名的懒汉误春牛又怎能当上生产队长？不是误春牛当队长，生产队就不至于像吃了醉药，总是走不稳，栽倒筋斗。
在水头溪，误春牛是一位供人笑料的人物。他年纪不算大，是土地改革那年出生的。他爹是民兵积极分子，在清匪反霸中立过功。土匪恨死了他，有天夜里，趁他从乡政府开会回家，土匪埋伏在半路上。他胸脯中了四、五枪，仍击毙了一个土匪，死得非常英勇。那时，误春牛还在娘的大肚子里，几个月之后才出生。村里念及他父亲有功，给他家分了好房好地，作烈属照顾。这也没能留住他年轻的娘。娘改嫁了，带着不满一岁的他改嫁了。继父是个好吃懒做的酒鬼，屋里本来就穷，哪容得下多了一张吃饭的口，常常借酒发威，对他拳脚交加。水头溪好心的老支书知道了，过意不去，亲自跑去将这个饿得瘦骨嶙峋的孤儿接了回来，让他带着土改分到的那份田参加了初级农业社。这时他已是十多岁了，个头虽不矮，但却痴痴呆呆，经常闹出许多笑话。有一回，他同院周大伯托他去代销店打酒买盐。交给他五毛钱纸币买酒，交给他两毛钱锑毫子买盐。他一手拿钱，一手提着空酒瓶，一边走，一边唱：“纸打酒，锑买盐；纸打酒，锑买盐……”路边田里正好有个摸泥鳅的调皮伢子，远远见他念叨着来了，有心要捉弄捉弄他，便在田埂上抹了一层稀烂的田泥。误春牛只顾念叨，不曾留意，一脚踩在稀泥上，摔了个仰朝天。他爬了起来，嚎啕大哭。摸泥鳅的调皮伢子当他的可惜衣服，忙跑过去帮他擦，安慰道：“莫哭了，给你揩干净就是。”误春牛却越哭越厉害，说：“不得了呀，我记不清究竟是纸买盐呢，还是锑买盐？”……这个自小靠集体养活的误春牛，平时只须放放牛，守守鸡，不用干农活，照样有吃穿。所以在农业技术上，他是一个十足的“白丁”。他一不会犁耙工夫；二不懂四时农事；三不爱勤劳节俭。待他长成二十几岁的大汉时，农业社也变成人民公社了。生产队不愿白养着这样一位大肚汉子，常督促他出工。别看他呆头呆脑，可在逃避劳动这点上机灵得很，鬼主意特多。他最常用、最起作用的办法是：每到农忙时节，便在脑壳上捆块认不清纱路的白罗帕，鼻梁上扯条又粗又长的紫痧痕，太阳穴上贴两块三角形黑膏药，卧床装病。待他“病”愈“灾”消时，一届阳春也就过去了。人们才送了他个诨号：“误春牛”。
自从春宝当了大队长，误春牛也找到了赏识的主子。他成了春宝的尾巴，春宝走到哪，他就跟到哪。有人说他们是相互利用，这一点不假。春宝当队干之后，时时都想摆“官”架子，屁股背后面跟个随从，正显出“官”的威风！而误春牛则想讨好大队长，多弄点救济款。合该是误春牛交了“官”运，有一回，春宝在会上大讲“阶级路线”，批评生产队“阶级路线有问题”，是“中农掌权、当家”，口口声声一定要依靠真正的贫农。可谁是真正的贫农呢？他需要联系实际，举例说明。在与会的社员中，当然龚众是最标准的，只是龚众娶了他梦寐以求的竹花，伤透了他的心，他不愿以他为例。正在这当儿，他一眼发现站在身边的误春牛，便说：“为什么我们不依靠象误春牛这样真正的贫下中农，这样的烈士后代！他才是真正合格的队长。”他一时兴起，越说越兴奋，越说越激昂，最后竟拍着胸脯说：“我宣布，从今晚起，你们生产队的队长就是误春牛！”
委任这么个人当队长，生产队能有好结果？有道是：上梁不正下梁歪。队长装病，社员学样，把个水头溪搞得稀烂一锅粥。
眼看春分将到，该是春耕大忙时节了。周围团转田垄里早忙得啊嗬喧天，唯独水头溪安安静静，按兵不动。这把龚众急坏了。他的希望，他的欢乐，他的幸福，都寄托在一年一届的阳春里啊。他很懂得“大河有水小河满”的道理。希望生产队搞好，自己增加收入。他忍不住了，便寻上门去找队长误春牛要工做。
误春牛头捆乌黑的白罗帕，鼻梁上扯了长长的紫痧痕，太阳穴上贴了两块黑膏药，躺在垫着烂棉絮的竹椅上，哼哼唧唧直呻吟，那样子病得不轻，像是只有出气的力，没有说话的劲了。龚众一看，气得扭身就走。
气哼哼从误春牛屋里走出来的龚众，信马由缰地走着，不觉来到队里仓库楼前。一些寻不到工做的社员，聚在晒谷坪里，有的吹着“喇叭筒”摆古；有的吵吵嚷嚷学“五十四号文件”；有的围在一起发牢骚，吐怨气。他们见龚众气冲冲地走来，便七嘴八舌地嚷道：
“大汉，快来快来，坐下晒晒太阳。一冬天没晒够，如今再补补火，晒个舒服痛快！”
“大家放肆耍吧，这是捡得耍的。他误春牛脑壳痛，我们就不晓得也生病？我是结扎病！哈哈！”
“哈哈，我是患了饿痨病。——怎么，连这也不懂？告诉你：早晨吃饱了，下午又饿了，不是饿痨病？”
“好，你们都有病，都不做工，人哄地皮，地哄肚皮，都等着喝西北风吧！”
“到哪座山，唱哪支歌。他当队长的不急，我们急什么？倒了南岳山，我份上也不过几畚土。”
人们这么发着怨气，又不断打着响亮的哈哈。那神情，好像谈的是与已无关的趣闻乐事。他们这种超然物外的态度，是因为愚昧、自私、麻木，还是因为质朴、憨厚、老实？谁也说不清，或许都有一点吧！山里人的性格，的确交揉着可笑、可爱和可叹。比方说，山里人是慷慨的，但有时却小气得要死。他可以杀鸡宰羊款待你，毫不吝惜；也可以为毫不值钱的一分工、一厘工，争个面红耳赤，甚至不惜吵一个通宵。他们的理由很朴实，也很直率：送的归送的，该得的是该得的。该得的不得，傻瓜也不甘心吃这种哑巴亏。又比方说，山里人很勤劳，且乐于助人；但有时竟懒得不肯尽举手之劳。他可以无偿给你当牛背，也可以看到砂罐倒大路边，不肯出只手扶一扶。理由是：该做的拚死拚命也要做，不该做的一点都不能做。他们正是用这种犟劲，对付误春牛的所作所为的。
对生活充满信心，对生产队抱着满腔热望的龚众，自然非常反感这种消极态度。他大声说：
“你们这么干是自己拆自己的台！我们千万不能学误春牛。误了阳春，自己饿肚子事小，对不起妻子儿女事大。我看大家还是出工吧！”
大伙听了这话，无论是同意的或不同意的，都受到很大的触动，争相发言道：
“常言道得好：马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要出工，哪个来领头？”
“我就不信死了张屠户，会吃有毛猪！我们自己寻个领头的还不行？”
“众伢子，出来领个头嘛。你有力气，懂技术，种田在行，拿得起，放得下，是块当队长的料子。”
“众伢子，你敢不敢？”
“是呀，众伢子，你说吧，敢不敢？只要你敢，我们大伙就民主选举你！”
“好呀众伢子，你出来吧，出来再舞一次龙头吧！”
“摆古”的停止了；“五十四号文件”也零乱地摊在三合泥地坪上；一支支“喇叭筒”在粗糙的手指夹缝中熄灭了。几十双混浊的、明亮的、深沉的眼睛，闪着期待、希望、鼓励的光辉，一齐盯在龚众那张气宇轩昂的脸膛上，就像一把把火，在点燃他心里的火。这位热血汉子，浑身燃烧起来了。他扇动大巴掌，激奋地朝胸脯上两拍，说：
“怎么不敢？再重的龙头我敢舞，再硬的牛脑壳我也敢踢！”
人们更活跃了，七嘴八舌地嚷着。
“真的？可不能反口哟！”
“众伢子，莫把硬话说早了，还是先回去请示一下漂亮老婆吧！”
龚众一挥拳头，大声说：
“笑话！男子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人们高兴得一齐鼓掌。
有个调皮角色，故意装出一副鬼脸，怪腔怪调喊道：“哎呀呀，怎么得了，要四匹马追，我们队里边一匹马也没有！”
逗得大伙一阵哄笑。
这时有人提议道：“推举众伢子当我们的‘九品官’好不好？同意的举手！”
人们一边喊着，一边纷纷举起手：
“我举双手！”
“我再加一只脚！”
“……”
面对这狂热的激情，面对这一片手的树林，龚众无比激动，大声说道：
“好，我干！我争来这个九品官儿当当。不过我对大家有个要求：你们肯不肯服我？”
人们争着叫嚷：
“服！”
“当然服！”
“众伢子，你放心，叫我往东，我决不往西！”
“大伙推你干，你就走马上任吧。从今天起，就开始派工！”
龚众一孥衣袖，说道：“好，我这个‘九品官’就算上任了！”
说着，他跳上仓库台阶，昂头挺胸而立，活像一位检阅的将军。他指名道姓叫喊了一会工夫，便将这个使牛，那个出淤，张三、王老六整秧田，分派得一清二楚。完了，他高声宣布：“大家各干各的事去吧！”一声令下，这些闲着没事干的人，都高高兴兴各干各的事去了。一个热气腾腾的春耕热潮，很快就在水头溪生产队掀起来了。
这首先震动了大队长春宝。当额头上贴着太阳膏的误春牛气急败坏闯进屋里的时候，他正美滋滋就着腊猪耳朵自斟自酌。半醉的他，没听完误春牛结结巴巴的汇报，就怒火中烧，又拍桌子又摔筷子地骂起来了：“这还了得，反起领导来了，这完全是反革命夺权嘛！”他发誓非整治整治龚大汉这帮人不可。趁着酒兴，气冲冲地找县委的蹲点干部老匡去了。
老匡原是县委农村工作部长，北方人，资格挺老，南下来的。现任的县委第一书记，便是他初来此地培养的土改根子。他为人厚道、随和，工作艰苦深入，很得群众拥戴。这次大动乱，群众都纷纷起来保他。尽管如此，但毕竟大势所趋。他并没逃脱被打倒的命运，被各种造反组织作为“批倒批臭”的重点对象。他被关进“牛棚”；他被戴上黑牌、高帽，含着稻草游街示众；他被殴打，被捆绑，被侮辱……在受尽种种折磨之后，被“发配”到偏远的水头溪“劳改”来了。有道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老匡虽说是发配来劳改的，但在当地干部、群众的心目中，他是老干部，是几十年来为群众办好事的好领导，从不把他当“劳改分子”看待，只当他是遭奸臣的迫害，暂时落难，所以仍然相待如宾，把他当成县委派来的“驻社干部”，大事小事都向他请示汇报。他也不甘寂寞，始终不忘自己是共产党员，认为共产党员不能不管共产党的事，不能不管群众的事，不在其位，也要谋其政。队里大小事情他都插手过问，真正成了顶用的驻社干部。
误春牛装病，生产队的生产面临瘫痪，正使他发愁，但却苦于想不出解决的办法。正在这时，他听说群众推举出龚大汉当队长后，很快把生产队搞得生龙活虎了。他感到意外，又觉得高兴。但他明白这不是件小事，春宝他们决不会善罢甘休。但想到当时到处搞夺权，有的单位甚至为了争夺一个印信而大动刀枪；有的发了迹的造反头头，甚至把公章拴在自己裤带上，像旧戏中的“官”印似的，以公章象征官职和权力。他想，与其让这些人夺来夺去，就不如让群众自己起来夺。群众起来夺了误春牛的权，又有什么不好呢？所以他决心要保护龚众。正在这个时候，春宝气冲冲地告状来了。
当老匡以极大的耐心，认真听完春宝的骂诉之后，故作惊讶地叹道：“哎呀，春宝同志呀，你好冒失哟。好在你这些话是对我说的，若是叫城里的造反派听去了，是不得了的呀！如今城里机关正兴夺权，我的权不就早叫人给夺了！同志呀，难道你没学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里面教导我们应该怎样对待群众运动呀？群众起来夺了误春牛的权，我们只能站在旁边鼓掌支持，可不敢站在对面表示反对。我们只能当‘好得很’派，决不能当‘糟得很’派呀！”这番话真把春宝吓了一跳，但心里并没真服气，他疑惑地说：“人家误春牛是真正的苦贫农呀！”老匡反问道：“龚众不也是真正的苦贫农吗？”这样，才算把春宝的嘴堵住了。
镇住春宝之后，老匡又急忙跑去做龚众的工作，鼓励他认真把担子挑好。他语重心长地对龚众说：
“小龚呀，一个生产队长的担子不轻呀！全队二十几户人家，百多张口，都指望着你，你一定要认真负责，把这担子挑好。”
龚众这才感到有点紧张，怕自己肩胛骨不硬，是嫩竹扁担，负不起重任，挑不得重担。他惶恐地说：
“老匡同志，我还是根嫩竹扁担，怕挑不起重担！”
老匡嘴一嘟，严肃地说：
“你这几天就干得很好嘛。告诉你，不许推，只许干，一定要干出名堂来。回去好跟老婆商量，只说老匡说了：不许她扯后腿！”
龚众听罢，哈哈大笑。其实，老婆的批准手续早履行了。那天收工回家，一路上，他颇有点忐忑不安。自己这么冒冒失失领了个生产队长的乌纱帽戴着，竹花会不会同意？若不同意，又如何向群众交代？哪知进得家门，没待他说明，竹花已笑脸相迎，像遇到大喜事一般。她没说什么，他也不敢细问。待到吃饭的时候，竹花问道：
“你是有什么喜事瞒着我吧？”
“喜事？”他吃了一惊。
“是哩。”
“没事呀，能有什么喜事！”
“没有？”她不相信地扁扁嘴。“我问你，为什么刚才有人喊我‘队长娘子’？”
“哟，这件事！”他这才明白过来，摇着头说：“大家推我出来当队长，我只怕当不好。”
妻子用指头戳了一下他的额头，说：“你呀，还是个大男子汉哩。要你当个芝麻大的生产队长，就吓成这样子。哼，我要是个男子汉，就不做这种死工，要顶天立地地干，站在人前要像个人样子。我不信你当不好一个生产队长。你若不争气，没当好，我就不喜欢你！”
龚众听了老婆鼓励的话，心里很高兴，但却故意装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那怎么得了，老婆不喜欢我了，我这个‘样样喜欢’只有去寻棵笳子树上吊了！”
竹花轻轻给了丈夫一巴掌：“死鬼，尽讲不吉利的话。说正经的，只要你像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那样放手干，我相信一定干得好！”
“莫说得那么轻巧，我还有点顾虑哩。”
“还有什么顾虑呀？”
“一心忙队里的事，没空做家务事了，怕老婆扯后腿！”
“死鬼，我什么时候扯过你的后腿？我才不是那种不通情理的女人哩。往后家务事你少操心就是！”
“这话作数？”
“当然作数！莫发呆气了，我的傻队长呀！”
竹花说着，冷丁在丈夫脸上亲了一下，亲得“口兹口兹”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