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夫戴师傅是南门口百年米粉店的大厨戴卓顺师傅，他出生于“饮食世家”，他的爷爷、父亲都是做米粉的。我认识他的父亲，如今已经作古，老人曾经是武冈市饮食服务公司的“榨粉工”，我见过他坐在高高的“大黄锅”旁边，把米浆装入一个网眼状的大容器，用大木锤锤米浆，米浆流入大黄锅内，就成了米粉。我们武冈人喜欢长米粉，因此，米浆要匀细，捶打时用力要均匀持续。听我二姐说，二姐夫小时候过年得到压岁钱的第一天，也就是大年初一，最大的愿望就是上街去吃一碗米粉，这是生命成长中的另外一种DNA。
我的父亲毕业于西安航校，我的母亲出生于“大地主”家庭，她是那个时代的“白富美”，他们对知识的热爱和追求超越了一切。
二姐夫15岁初中毕业，毕业于“都梁中学”，那是一所城镇家庭学习特别差又要完成9年义务教育的扫盲学校，被我们称之为“都来”，意思是什么学生都收，收的都是“渣滓生”。后来我知道，我们同时代的好多“都来”生都成了商业领域的中流砥柱。
所以，当我的二姐爱上“都来生”戴师傅的时候，不啻为我们家的一场“灾难”。那年我二姐17岁，戴师傅20岁。记得戴师傅到我们家来“上门”（提亲），愤怒的母亲把他带来的彩礼全都扔到了大街上。戴师傅穿着一条喇叭牛仔裤，屁股浑圆。他留着长发，蓄着小胡子，说话“阴阳怪调”，还听说他抽烟，特别爱打牌。母亲连吼了几声“流氓！流氓！滚滚滚！”她伤心之极。
“上门”就这样草草收场了。我母亲和二姐的“战斗”却愈演愈烈。青春的爱情之火没有阻挡这对青年男女的坚定信念，二姐常常偷偷跑出去和戴师傅约会。为了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母亲采用的方式十分粗暴，把二姐美丽的卷发剪得乱七八糟，把她出门的衣服剪成一条一条，撕扯得哗哗响。即便如此，二姐还是赢了，他们结婚了。简单的婚礼中，没有我们家的任何一个人，包括我们家的亲戚。
我和我的弟弟小，因此我们比较“听话”，我们被母亲反复教导不要和“忤逆不孝”的二姐有任何往来。我放学时要从二姐家门口过，不管她怎么叫我，我一看到她就跑，决对不理她。
那些年我们就是那样过的，两个家庭之间似乎有不共戴天之仇。那对小年轻夫妻深深知道，母亲非常地“看不起”他们。这种情况下，他们开始了自我改变。二姐夫刚开始去邵阳市的厨师学校学习，然后又去长沙进修，考取了邵阳地区的一级厨师证，据说，他是武冈市第一个有专业资质证书的厨师，由此可见，接受专业而系统地训练是人成长的第一步。之后他们在最早的闹市区三牌路开了“又一村酒楼”，名气很大，生意做得很好。
他们创新性地适应市场需求，做“流动宴席”（红白喜事上门服务，锅碗瓢盆桌椅板凳一条龙）。这时候的戴师傅已经远近闻名，他因为说话嗓门很大，得了一个广为传播的绰号“叫鸡公”。是“流动宴席”让戴师傅的米粉有了特别广泛的群众基础。宴席的最后一道小吃就是米粉，就是这碗继满桌的大鱼大肉之后最不被人看上眼的小米粉，戴师傅几十年坚持不偷工减料，不因繁就简，汤聊、调料、米粉制作，用他自己的话说“每一道工序规规矩矩做完”。慢慢慢慢的，越来越多的客人一直等在酒席上总是不散去，等的就是这碗米粉，只要是“叫鸡公”掌勺，客人都留得住。我们那里的酒席通常是几十上百桌，这样的场面何其壮观！
生意人大都乐善好施，每每有剩下的还没上过桌的米粉，我的二姐就送给街坊邻里，我们那里的“白喜事”酒席通常是在出殡前的头天晚上就有一顿，酒席结束大都是在晚上十点之后，街坊邻里都愿意等，要不干脆拿着碗去酒席现场等。几乎可以这样说，那个年代，吃的都是“叫鸡公”掌勺的米粉，吃过他的米粉的人，不计其数。
戴师傅的成名，不是一朝一夕，他用一辈子的光阴做了一件小小的事情，把一碗小小的米粉做复杂、做极致，做到无可取代。因为热爱，因为执着，因为坚守，因为给予，又或源于一段原本最不被接纳的爱情故事。
我们家姐弟5个，如今留在父母身边的，恰恰只有二姐一家。昔日的恩恩怨怨争争吵吵打打闹闹哭哭喊喊都在母亲的皱纹与白发里渐渐消失。戴师傅有时候会特意做一碗米粉给我的父母，我想，或许，他的心情依然复杂？依然有那时的上下求索与愁肠百结，还有几十年风风雨雨里的碗里人生、锅里江山？我曾问过母亲，也问过戴师傅，他们，都笑而不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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