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冈七中读书生活点滴回忆：铁桶吊水和三十斤米

——武冈七中读书生活点滴回忆

记得毕业是一九八六年的夏天，我们像一群被惊扰的麻雀，从山顶的教室里扑棱棱冲下来。那条黄泥路被千双脚踩得油亮，雨天是滑溜的肠子，晴天是龟裂的蛇皮。从教室到食堂，落差大约两百米，我们跑得气喘吁吁，为的是在那饭桌前抢占一个靠前的位置。那时的胃是空的，肠子也是直的，胃和肠子之间仿佛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皮，前胸贴着后背，跑起来能听见空腔的回声。

厨房的矮子邓师傅是个传奇人物。他个子矮，矮到要踮脚才能看见铁锅里翻滚的沸水。冬天的傍晚，他弓着背往灶膛里添煤炭，火光把他的脸映成一块通红的铁。洗澡水是他用铁锅蒸饭烧出来的，热水倒进几只木桶里，我们便围着那蒸饭大铁锅余下的热水兑了冷水的木桶排队。桶里的热气袅袅地升，带着炭火的味道和铁锅的锈味。轮到我时，水已不太烫了，但舀一瓢浇在身上，还是能激出一身哆嗦。那水温吞吞的，像日子本身，不冷不热地贴着皮肤。

说到水，最难忘的还是从井里吊水。井在食堂后面，大约七八米深，井口长着滑腻的青苔。吊水是个技术活，铁桶系在麻绳上，要手腕一抖，让桶口斜着切入水面，等水灌满了，再稳稳地一把一把往上提。我第一次吊水时，桶怎么也翻不过身，漂在水面上像个倔强的葫芦。后来是食堂的师傅教我的——绳要松得恰到好处，腕力要猛，那“噗通”一声，是水灌进桶里的声音，也是我心里一块石头落地的声音。吊上来的水清冽冽的，映着井口那一小方天空，有时是蓝的，有时是灰的。

每餐八个人围着一盆饭一盆菜。饭是糙米，乌黑亮丽，菜是大锅熬的（总吃出猪潲味），有时是冬瓜，有时是南瓜，吃的最多的红薯粉条和豆腐渣，偶尔有青椒炒油炸豆腐加很少的肉丝，便是过节了。八双筷子同时伸进去，像八条饥饿的蛇。我们都不用言语，只听得见咀嚼声和筷子碰撞的轻响。饭盆见底时，有人会用饭勺刮那层锅巴，刮得嚓嚓响，像秋天的落叶被风卷着跑。

那时候，每个月母亲给我三元钱。这三元钱是她喂猪、卖预购猪结余下来的。猪在圈里哼哼唧唧地长，母亲在灶上忙忙碌碌地煮猪食，那些发馊的泔水和米糠，变成猪身上的膘，变成集市上的几块钱，最后变成我口袋里几张皱巴巴的纸币。三十斤米则是用纤维袋装了，每个周末放假，我从家里扛着走十六公里路回学校。米袋压在肩上，一耸一耸的，像一座小小的山。路上要无数道坡，过一条河，河水清得能看见底下的鹅卵石。我走在石子路上，脚板被硌得生疼，但不敢歇太久，怕天黑了还在半路上。

班里有个同学，父母亲都是学校的老师，他每个月交的是都是粮票。我们扛米交总务处的时候，他轻轻巧巧地从口袋里掏出几张花花绿绿的纸片。说“羡慕”是轻的，那是种说不清的情绪，像看见别人有一件自己永远也得不到的东西。但也没有恨，只是默默地想，下辈子或许也能投胎到有粮票的人家去。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那口井想必已经干了，或者被自来水取代了；矮子邓师傅大约早已退休，甚至可能已经不在了；那条从山顶到山脚的黄泥路和石头铺就的台阶，可能铺上了水泥。但有些东西还在：铁桶入水时的那一声“噗通”，米袋在肩上沉甸甸的分量，还有八双筷子在同一只盆里搅动的节奏。

有时候我想，我们那一代人，都是从井里一桶一桶吊上来的水，每一滴都经过麻绳的提拉和手腕的抖晃。那些年月的拮据与笨拙，反而让后来的日子有了更扎实的质地。我不知道现在的孩子还懂不懂得吊水——手腕要怎样抖，绳子要怎样松，才能让那只铁桶乖乖地灌满水，再稳稳地提上来。

一九八六年的夏天，我们毕业了。下山的时候，没有人回头。那口井还在那里，水还清着，只是再没有人用铁桶去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