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目光
周宜树
1959年8月中旬，我收到华中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那时，高考后不公布分数，也不知道录取分数线，收到通知书后才知道被录取在哪所学校。当时邵阳还没通火车，家里也没有钱供我搭长途汽车去长沙坐火车，只好步行到湘桂线上的东安(白牙市)站坐火车。
8月末的一天，凌晨4时左右，父亲挑着行李, 我背着背包，穿着母亲作的布鞋动身了。行李还是上中学时的那个小木箱和那床垫被，新加了一床盖被，被面还是借来的。从三堂尾院子里走出来，经罗围冲走过罗围寨、晏田、水浸坪、秦家桥的几十里山路，走到新宁回龙寺，正好遇上一个高中同学。他也是去武汉上大学，他父亲也在送他。我们一块走到新宁县一个叫三渡水的地方，天黑了，只好在那个大队的办公房借住了一宿。新宁三渡水离白牙市还有30多里,父亲要赶回公堂上到生产队出工，不可能再送我到东安上火车。
那天早上6点多钟，我们离开大队部，从田垅中间的小路走到公路上就和父亲分别了。我和那个同学挑着各自的行李往东安方向走,走出大约100米，是一个拐弯处，我回头看到父亲仍站在那里望着我。他站的地方高，看得远。他那瘦弱的身影，他那慈祥的目光，至今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
父亲从小在家乡种田，只读过两年私塾，却目光远大，崇尚教育。抚养我们兄弟姐妹十个，苦苦支撑起一个大家庭，受尽了艰难困苦，不辞辛劳送子女读书上进，把送儿女读书看比什么都重要。父亲对我的期望更高，希望我为弟弟妹妹作个榜样。1952年春节过后，刚满11岁的我，就离开父母到武冈城里上高小，在学校寄宿过集体生活。那时我个子矮小，不时感冒生病。有一次生病时，父亲闻讯后赶到学校接我回家。年近半百的他，硬是背着我走了40多里路。父亲背着我的情景，至今还深刻在我的脑海里。
1960年我在武汉上大学，回家度暑假。8月末的一天，要到武冈城赶早晨7点钟的那班长途汽车去东安搭火车回武汉。那是“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一年，家里没有钱给我在前一天到旅店住宿，只好在当天清晨步行赶到武冈城的长途汽车站。父亲很不放心。大约清晨3点左右，父亲送我和宜地（宜地那时刚考上武冈二中初中，也要去学校报到）从三堂尾院子里走出来。当时，全家在生产队的食堂吃饭，家里不准开火，也没锅碗，没有粮油。清早出门时，没吃一点东西。行到五里牌时，父亲说，你们先慢慢走，我去解个手。我们没走多远，父亲就追上了我们。我发现，父亲原本系在腰间的汗巾，不知为什么搭在肩上了。父子三人一路往县城走，没有说什么话。那天天气很好，我们踏着月光走路，有父亲送我们，也就不感到一点害怕。走了20多里，父子三来到了托坪的太平桥。太平桥，旁边有一口水井。原本很饿的肚子，此刻更是咕咕地叫。父亲说，歇一下，喝口井水吧。我们一起走到井边，用双手捧起井水喝。让我没想到的，父亲的汗巾里竟然包了两个拳头大小的红薯，红薯上还有湿泥巴。父亲将红薯洗浄，给我与二弟一人一个，说，垫垫肚子吧。离家时并没有带红薯，为什么父亲的汗里突然有两个红薯，而且还沾有湿泥巴？我突然想起父亲走到五里牌时说要解手的事。我想，他一定是心疼我们饿着肚子赶路，假意说解手，偷偷去生产队的地里用手挖了两个拳头大小的红薯。父亲是一个正直的人，从来不乱拿乱要不是自己的东西。这一次，为了两个孩子垫垫肚子，他才这样做的。他只挖了两个，没有为自己也挖上一个，这就是我用心良苦的父亲。
这时，将雄鸡已叫了头遍。父亲说，鸡叫了，就不怕了，你们两兄弟自己走吧，我还要回去赶早上的工呢。父亲站在那里，一直目送我们往前走。那时由于生活大差，严重缺乏营养的父亲生浮肿病，双腿脚浮肿。可是，他必须在7点钟以前赶回生产队出早工。为了让父亲不站那里目送我们，好尽快赶回去做工，我对二弟说，我们快点走吧。但是，我感觉得到身后父亲的目光一定还在送我们。走了很远之后，我返身往回看时，发现父亲竟然还站在太平桥上，远远地望着我们。虽看不清他的脸面，却能感受到他那充满期待与疼爱的目光。那一刻，我在心里说，我们不会辜负你你的，父亲！
1969年秋天，父亲已年过66岁，一生辛劳的他生病了。那时，我在辽宁抚顺工作。1970年春节前夕，我回家探亲看望他。回到家才知道，他病倒在床上躺着，已病了好长一段时间，身体很虚弱。农村的医疗条件很差，父亲又怕花钱去县城医院看病，只是请当地中医郎中开处方吃中药，也没有确诊是什么病。我回到家后，他很高兴。也许是精神上的原因，第二天早晨他自己竟早早地起床了。其后病情慢慢有所好转。
我在家住了一个多月，3月初才返厂。公堂上到武冈城没有长途汽车，要步行三十里才到武冈城汽车站。离开家的那天早晨，我依依不舍地走出家门。父亲支撑着带病的身子，背靠在堂屋门边的木壁墙上，望着我走上门前的公路离去。我多次回头看，他一直站在那里望着我。走了大约200米，是公路的一处拐弯，我停住脚步回望家屋，看到老父亲的身影。他已往前走了几步，倚靠在门前的立柱傍，面朝着我前去的方向。可万万想不到这竟是我和父亲的永别，投给我的最后的目光。1970年3月28日(阴历二月二十一日)上午老人家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七岁。
在抚顺收到二弟宜地发去的告知父亲去世的电报，我悲痛万分。两三千公里的遥远路程，回厂还不到一个月，也就不可能回去送别老人家了，这成了我终生感到愧疚。每当想起这事，总是眼泪盈眶，十分伤心。那年4月初，为支援“三线”建设，调往湖北荆门参加江汉石油大会战。因父亲刚去世，我提前于4月8日离抚顺先回武冈。到家后，走到父亲坟头，含泪跪拜在坟前，思绪万千。老人家含辛茹苦，劳累一生，难道就这么早早地离开我们了吗？没有，没有。他老人家充满期待与疼爱的目光，无时不在！(《我的回忆录》之一，写于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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