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经历过的事,转背即忘;几十年前的往事,却记忆犹新,津津乐道。这现象真切地给我讯息:老了!
这本《小城旧韵》,就是老来忆旧心怀结出的一颗饱浸风尘的甜果。
我对家乡武冈的爱恋,确是深入骨髓的。家乡千年文化积淀而成的习俗、风情,像千年老窖陈酒,自小浸泡着我,将我浸泡出一付不易稍改的武冈人的禀性、风骨。概括地说,就是求真、较真性格。我为这性格吃够了苦头,也为这性格磊落了大半生。由于自小的耳濡目染,也出于对这片生我养我的水土的感恩,我将她的万般风情,像母亲脸上的眉宇、发鬓、额纹一般,铭刻在心的深处,经久难忘。多少年来,我一直想抒写这一片热土。然而,无数次的写作冲动,最后还是让它息下来了。这次,若不是青年作家马笑泉的那句“你不写,关于武冈的许多事情就会湮灭无闻”的话的催生,这本书或许仍在揣摩中、踌躇中,不会出来得这么快。
我揣摩什么,又踌躇什么?想得最多的是“意义”。“你为什么要写这些?什么意义?”这是大凡接触到此一议题的人所必问的。
是的,深埋于我脑际的,无非是些吃、玩、有趣风物之类的琐屑事,既无党国要闻,也乏警世大事 。记录下来,“意义”何在?
我在心里也时时反驳:一个地方,一个民族,千年、万年,一年又一年地传承下来,虽然不乏惊天动地大事,然更多的不就是那些赖以生存的鸡毛蒜皮的琐事吗?我们的学者们、政要们常常强调的文化呀,哲理呀,只要是民众生存之必需,不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无不渗透、沉淀在那些世世代代乐此不疲的琐屑的习俗、风情、风物之中。这就是文化,最具体、最生动、最丰富的历史文化;这就是“意义”,没有什么会比留下历史文化迹痕更富“意义”的“意义”。
“我会写的”四个字,正是在这种认识基础上得出的决断。
按说,我写我历,应该不是难事。其实不然。要把几十年前经历的一些琐屑事记叙下来,让读者喜欢它,这就要求必须用朴实、自然的语言,具象而绘声绘色地再现当时风貌,让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貌。也就是说不能是那类转述历料、微言大义的文字,而应是具有强烈文学感染力的文学作品。
又因为它是历史的,是我和我的同时代人经历过,实实在在存在过的事,所以它务必“真”,要事真、意真、情真。由于它们都是半个世纪以前的旧事,而当时我又是个几岁或十来岁的孩子,阅历有限,理解力有限,失忆、误忆、或产生某种幻觉的情况,都是可能发生的。所以若要真,首先必得准。没有准确性,哪来的“真”?好在这些经历绝大部分不是我个人独有的,而是很多同时代人共同经历的。且这些人大都健生,其中不少还属高文化素质,通过对他们的征询、核实,自然能尽可能地还原其真面目。在这方面给予我帮助的老朋友、老同学、老同事、和亲戚,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我由衷地感谢他们。这里就不一一列名了。因为那样即或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也仍会有挂一漏十、漏百之弊。记住这一点就行了:《小城旧韵》是一块实实在在的“千人糕”!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本书的合作者刘文小姐。这位生长在北国的青年女画家、女军人,为贴在网上的几则《小城旧韵》的断片所引,对南方古城武冈的风韵,生出倾慕之情,不远数千里来到武冈实地体察,热诚地用精美的画作和摄影,丰富本书,使原本单一的文字书,成了一本文图并茂、十分好看的书,实在难得。
再要特别感谢的,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和它的资深编辑丁元昌先生。不是他们伸出热情的手,在出版很艰难的今天,它能及早出版是不可想象的事。
在庆幸本书顺利产生的同时,我还庆幸自己总算从忆旧情怀中脱出来了。我渴望能很快进入一个色彩斑斓的新天地,期待一年半载之后,会有一部充溢丰富想象力的新作,即使是不成功的,那时或许老迈的我,也会真的变得年轻一点儿了。
鲁之洛
2006年4月19日于湖南邵阳三无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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