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同乡、学兄、武冈市常务副市长杨宽生(3)

武冈师范建于民国时期，当时被称为省立第八师范，是湖南省政府创办的。（省立第一师范则建在长沙市，就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毕业的那所学校，改革开放后改为幼儿师范学校，据说现在成为专门培养小学教师的职业技术学校。）之所以在这里建立一个师范学校，而不建在邵阳（解放前称为宝庆府），主要是武冈历史上来头不小，明朝时这里是亲王——岷王朱楩的封地。明洪武元年，武冈称府，洪武九年，改府为州，称武冈州。明成祖永乐二十一年十月，岷王朱楩从云南迁来，修建王府，承继十四代，历时272年。清承明制，仍称州，直至民国二年改为县。历史上，武冈管辖的范围很广，建国后，周边设立新县，将其分割，现在武冈县的面积只是历史上的三分之一左右。

武冈虽然不是京城所在地，但毕竟曾是亲王府的城池，自然有几分气派，这从至今尚存的明代城墙和护城河河堤可见一斑。虽然地处湘西南山区，但武冈正处于资江上游，水运发达，是旧时水陆交通要道，便自然成为这一带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因此，在这里设立一个师范学校显得十分必要和适当。事实上，武冈师范也确实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基层教育人才。恢复高考后，虽然它被称为最低等学校，但毕竟它是纳入全国统一考试的全日制学校，在那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年代，录取率也只是百分之几，只是少数人才有机会考中，更何况毕业后包分配、肯定是吃国家粮的干部呢！尽管毕业后，多数学生被分配到偏远的小学任教，看起来像是被发配。但是，这仍然不能阻挡宽生被当做英雄一样，在家乡受到尊敬和传诵，被家长当做教育儿女发奋读书、积极向上、跳出农门的光辉榜样和活教材。

我也不例外，母亲在我耳边不知唠叨了多少遍、埋怨了多少次，反复将宽生作为典范与我比较，责怪我、打击我。忍无可忍之时，我嘟哝着说“我的分数比他还高”，母亲厉声喝道：“那你为什么没被取上？”是啊，为什么？我也纳闷，纳闷之余只好沉默，只好忍气吞声，也不想跟母亲争吵，毕竟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转眼到了九月底，眼看着武冈师范的新生——这最后一批被录取的高考幸运儿，背着行李、挎着书包走进了校门，我终于明白我确实是名落孙山、彻底无望了。摆在眼前的第一要务就是赶快找个学校复课，一来备战来年，二来可以躲开母亲的唠叨落一个耳根清净。恰在这时，我的一个在武冈一中教英语的邻居伍老师回家探亲，得知我的情况后对我母亲解释说，可能我报考的是英语专业，档案没有及时送回到招生办，因此文科类中专学校看不到我的档案，分数高未被录取也属正常失误，怪不得谁的。他强烈建议我跟他去武冈一中复课，争取来年取得好成绩。母亲在反复犹豫、权衡之后，居然答应了。

十月三日，我第一次来到武冈城。出了汽车站，伍老师指着不远处一个高高的砖塔说，那塔底下就是武冈师范，杨宽生就在那儿读书。我怔怔地看着那座塔，心头顿时涌起一种神秘感和神圣感。是啊，武冈师范四个字虽然平凡，可它是一个象征，宽生一走进这个大门，就意味着他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干部的行列，意味着他就要脱离苦役、过衣食无忧的轻松生活了。整整一个晚上，我都没有合眼，想了些什么已经记不起来了，肯定不是什么崇高的东西，不但境界不高，而且可能动机也不十分纯粹。

好在武冈一中离武冈师范并不远，准确地说，我们从城里回学校还要绕武冈师范的围墙一周。第二天下午放学后，我按捺不住内心的焦虑，急匆匆赶往武冈师范，东问西问好不容易才找到宽生。他正兴致勃勃地与几个同学在打篮球，跳跃、呼喊，不亦乐乎！虽然初秋的天气使人感到有些凉意，但运动后的宽生那汗涔涔的脸上凸显出一种少有的英气，朝气蓬勃的活力从里到外喷发出来，远远地便能感染人，躲都躲不开。听到了我的喊声，他吃惊地停下来，抱住球走到场边。“你怎么来了？”“我跟着伍老师在一中复课。”“啊，好好好。你等等，打完球我们一起去吃饭！”

天黑了，他带着我走进他的宿舍，披了件衣服，拿着两个饭盆，我们一起去到学生食堂。由于来得太迟，打饭的学生已不多，师傅们正收拾器具准备下班，菜的品种也所剩无几，但仍可买到肉菜。宽生帮我装了满满一碗饭菜，我们一边吃、一边向宿舍走、一边聊天，他的语气非常轻松、笑声十分爽朗。我们谈家乡的人和事，谈以前同学的秘闻，谈现在正在复课的一些同学的前景，他每次开口前会有笑声、结尾时也肯定有笑声。跟他站在一起，本来潜藏在无意识中的自卑感不由自主地从我的言谈中流露出，无可挽回地影响着我们谈话的质量，使交谈更多地变成了一种倾听，甚至是附和。宽生肯定也觉察到了这一点，于是便尽可能予以弥补，将天平拉平，但终究于事无补，谈话终于难以为继。他带有一点伤感和歉意地想方设法宽慰我，大意是：我的学习成绩是不错的、是有实力的，未被录取纯属意外，复课一年虽然辛苦也未必是坏事，要是考上一个本科学校岂不比中专强得多，要充分相信自己。话到这个份上，我就该告辞了。宽生说他要洗澡，就不送了，并反复叮嘱我肚子饿了就去他那儿吃饭，他那儿有肉吃！这很合我的心意，也让我从内心深处受感动，同时也伤感，因为在那个时候，“餐餐有肉吃”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是我们拼命拥挤在高考独木桥上的全部意义！现在，宽生已经基本实现了他的理想，每餐他的碗里可见到猪肉了，而我呢？前途未卜、渺渺无期，餐餐有肉吃的那一天能到来吗？！

没过多久，宽生的叮嘱变成了现实，我们不但很少能吃到肉，甚至没有一餐能吃饱饭！这对于我们这些正处于青春发育期、又有多动症的少年来说，无疑是一个灾难。于是，读书在我是第二位的，想方设法填饱肚子才是第一位的，才是硬道理。这样一来，宽生那里对我来说无疑就是个救助站，一个提供补给的港口，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借口去看他混顿饭吃。可去了几次后，自己也感觉到别扭，虚荣心和面子观不可抑止地表露出来，时时提醒我要保持自己最后一点尊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呀！肚子“咕、咕”作响，“柔肠百转”啊，想起了宽生，去还是不去？这是问题！

转眼到了冬天，天寒地冻，因为自尊心作怪，加之学校、老师管教严厉，学习任务又繁重，宽生那儿竟然很少去了。严冰消退，又一个春暖花开、草长莺飞的季节，时间在前进、季节在更替，这些好像与我们无关，居然没有在我们的心里留下半点痕迹，只是一心一意备战高考前的预考。预考于1980年5月中旬举行，通过预考的同学将于6月1日返校备战7月份的高考，没通过的同学就算是高中毕业了，不用返校了。预考完毕，自我感觉特别好，我深信自己会返校的，但也得先回家一趟。临行前，我去找宽生，只是想告诉他自己预考成绩肯定优异，也好让他为我高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