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走了，在1984年深冬的一个的夜晚，那一年，她45岁。
我的母亲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农家妇女，生前普通得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虽然我不能天天端详母亲的照片，但母亲慈祥的模样是永远无法从我的脑海中淡忘的。
我对母亲的最初印象，是在比我小四岁的弟弟出生的时候，她坐月子，家境虽然贫寒，但总得有点好吃的东西，我清楚地记得，那段时间我吃过她从碗里捡出的鸡腿、鸡蛋，这在当时的农村应是最最滋补的营养品了。
秋冬时节，农村是要用火柜烤火取暖的。母亲临睡时，总没忘在余火里烤上两个红薯。第二天，我们起床后，母亲就取出红薯来，剥了皮后，一个交给我，另一个喂我兄弟。这红薯烤得恰到好处，没有一点烤焦的味道，香喷喷的。那个时节，我们是天天享受这美味的，直至我上小学二年级时。
听我舅舅说，在我之前，我有一个兄弟，不幸夭折。后来，有一段时间，母亲再没怀上小孩。为此，我尊敬的奶奶对她也是没好眼色的，时常刁难这个媳妇。身为农村基层干部的父亲，得罪的人不少，有人骂他断子绝孙。父亲气不过，也常在母亲面前发脾气，打骂也是常有的事。我的母亲只能暗自流泪，忍气吞声。直到我的降临，这种状况，才算结束。我在想，如果我再不出生的话，在一段时间里，不知母亲的生活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我都不敢想象。
我家的贫穷在当地是出了名的。我上小学时，开春过后，家里常常是吃了上顿愁下顿的。家里揭不开锅，母亲一大清早就四处借米去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家有余粮的又有几户！借不到粮米很正常。饿着肚子，我就上学校念书去了。母亲好不容易借到米，把饭做好，她总是亲自将早餐送到学校来（学校距我家不远，不到二华里）。其时已是一、二节课后了。这样的日子时常发生，老师、同学都会用别样的目光打量着我。
我曾私下里求她，以后不要再送饭了，我放学回家再吃吧。她知道她的送饭，伤了我的自尊，使我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儿子的委屈，做母亲的她也暗自伤心起来。她告诉我能借到米已很不容易了，有些人家，明明知道他家才碾了米的，上门时却吃了闭门羹。最令母亲伤心的是，她曾回娘家借过米的，她的亲弟弟竟然没有借给她，说着说着，她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来。当然也有好心人，家里的口粮并不多，还救济过我们的，其中就包括她的堂兄家（母亲特意将堂舅家与我亲舅家作对比）。母亲要我记住那些大爷大娘（至今，我回家时还会上门去看望救济过我家的那些大娘的）。那年月，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我们家又属最穷的那种，人家不轻易借的，一时还不起啊。她开导我，为了我们这些孩子，她的自尊几乎被剥蚀干净，她不计较这些，劝我也不要胡思乱想，好好把书读好，这样才能自立于人，自强于人，做母亲的即使天天来送饭，也觉得荣光。我是含着泪答应了母亲的。
母亲在我弟弟出生没多久后，就染上了结核病。母亲的病，也是我们家极贫的主因。家里是没有多少钱为她治病的，只有在突然特别严重的时段里，才上公社或区上卫生院弄点药回来，一般也就是十元钱以内的药。我记得有二种药是鱼肝油、利福平。为了治病，母亲还吃过孕妇生小孩时处理的胎盘。这东西是我做接生员的姑妈没花钱弄的，姑妈说这是宝贝，很能滋补身体的。父亲把这包衣（胎盘的俗称）放在家门前不远的一条小河里，用水漂洗了大半天，然后才取回家蒸煮着给母亲吃。此事，让我的小伙伴知道了，与我平素不睦的都以此嘲笑我。我并不在乎，心想母亲吃了这东西以后，会神奇地好起来。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我小时的理想，一度是想做一个医生，能医治我母亲这样的病。
生病后的母亲依然很勤快。早年她仍能与其他人一样，参加生产队的栽秧、割稻这样的农活。后来病情越来越重了，她不再下田了，但依然坚持劳动。干不了重活，就开始养猪，喂家禽。为了打猪草，常跑上很远的路，早饭出门，中午两三点才回来。回来时，当然会背上满满的一筐猪草的。直至我上高中时，母亲还是这样的。在没有分田到户时，农村里养的猪要送食品站，可以换点钱；年底时，要将猪交生产队屠宰，可以换些工分。猪肉是按工分的总量来分配的。当然，我们家是分不了多少的，记忆中就是七、八斤吧。辛苦了一年的母亲，为此很伤心，子女们并不能开心地吃上一顿猪肉，因为那是春节要用来招待客人的。
母亲虽然大字不识，但对我读书是很支持的。小学时，她会尽力说服父亲替我早日把学费交上。初中毕业，我参加了在公社举行的高中升学考试。母亲问我考得如何，我告诉她成绩应当不差的，很有可能要离开她，上自己填报的高中求学。她很高兴，并说一定让我父亲支持我。我上学时，父亲送我到了几十里外的学校。家境的贫困，母亲的慈爱，使我年青时就明白了不少事理，让我奋进。我读高中时，就常常朝着家乡的方向远眺，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读好书，决不辜负母亲的期许，读书不为国家，也不为自己，只为母亲！
高中毕业后，我参加了高考，不久，就有了结果，我考上了。这在当时的农村简直就是一天大的喜讯。母亲当然也异常高兴，那一段时间总是笑容满面的，多年折磨她的病痛似乎不见了踪影。有一天清晨，她与我父亲在说说悄悄话，当然是高兴的话，不过，她也说了一句，她可能等不到了我毕业的那一天。我父亲说别乱说了，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睡在隔壁的我也忍不住接过父亲的话，我毕业后一定会治好她的病的。
母亲的话，竟成了谶语。大学毕业的头一年冬天，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母亲带着对亲人，尤其是对我这个远在他乡的儿子牵挂走了。第二天，家里打电报至学校；晚饭后，班长告诉我家里有点急事，让我回家一趟。听闻这消息我就意识到事情很严重。那天晚上，我没有睡好，天还没大亮我就动身返乡。急匆匆地赶回了家，我的母亲已躺在了冰冷的棺柩里。任凭我怎么呼唤，她却永远不能睁开眼睛，再看我这个她寄予无限希望的儿子一眼。母亲是好人，她去的地方一定是天堂！
父亲说，母亲临走的头两天，还上村里与我家关系较好的一户人家去玩过，她是特意去看人家新砌的红砖房。回来后，她对父亲说，我们家也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修得起那样的房子？住了多年的土砖屋也该换一换了。冬天了，她惦念着我这个在外的儿子的冷暖。那一段日子母亲还在日夜为我赶制布鞋。布鞋还没做完，留下了不能再给母爱的温暖的遗憾走了。后来，这双布鞋由我的表姐接着完成，做后好，寄给了已返学校的我。我收到留存母亲所咯血迹的布鞋后，偷偷地找了一个地方，好好地哭了一场。
记得有一回，我弟弟至武冈城里卖了他从城步一山林中砍伐的竹子，用部分钱给她买了一斤半瘦精肉，她是非常高兴的，与我说弟弟长大了，懂得孝敬父母了。可我这个常年在外的读书人，却没有给过她任何回报。今天，我们家较以前各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善，我也有能力赡养老人了，她如果在的话，她的病也肯定能医治好。我每次回家，村上人都说我母亲生前太苦了，远不如我的父亲，享了那么多清福。每每听到这样的话，心里就会感到一阵阵的酸楚。
今年清明，我不能回家，只好嘱咐我弟弟至母亲的坟前祭奠时，一定要把我对她的思念告诉她老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