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夏天的一个上午，太阳明晃晃的，知了在树上拼命地叫着。
月塘生产队仓库里，奇哈、细哈、德哈三个半大的“吵包”孩子，正在一楼的库房里追逐打闹捉迷藏。
大伯从外面进来，见到这几个爱吵的顽皮小孩，就紧了紧腰间的汗巾子，大声喝斥了他们几句。挨了骂的几个孩子像见了鬼一样，立马就无趣地散开了。
大伯是生产队的农技员，本来也在出工，因为有事，临时回了仓库一趟，遇见几个孩子在吵，就随机训斥了几句。可他还是不放心，他知道这些孩子，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这不，他刚转背没走出几步远，又听到了三个孩子重新聚拢回到仓库追逐打闹的声音。
生产队刚买回一批新喷雾器，就放在一楼仓库的房间里。大伯很珍惜那些家什，早稻正胀苞抽穗，钻心虫、火霉虫的高峰就要到来，新一轮灭虫大仗就要打响，新喷雾器正是灭虫的优良武器。大伯很怕三个无知的孩子，吵到无名堂的时候，会把喷雾器当玩具，最终损坏它们直至影响生产。
大伯是农技员，保管好农技生产资料，是他的责任和义务啊！有几个孩子在仓库吵，他哪能放心呢？于是，走出仓库好远的大伯，在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支使下，他又折了回来。他想好了，把一楼所有的喷雾器，全部搬到仓库二楼去。这样，孩子就够不着了。
大伯找到一架木梯，把放在一楼的新喷雾器，一台一台提着往仓库二楼搬。三个孩子停止了喧闹，远远地看着，小声地嘀咕着，诡异地比划着。大伯瞪了他们一眼，他们一下子就鸦雀无声了。
大伯总算搬完了最后一台喷雾器，当他登上楼梯，双脚踏上二楼楼板，身子隐进二楼房间时，那个叫奇哈的坏小子，飞快冲到楼梯边，一脸诡笑地将楼梯挪了一下位置。就是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微小动作，却一下子改变了我的大伯，一个连五十都没满的男人的命运。
奇哈悄悄在楼梯上做了手脚，大伯浑然不觉，他放好喷雾器，照常背贴着楼梯，想一步一步走下梯来。瞬间，刚才还稳当如山的楼梯，一下子就向楼檐一边滑斜开去。大伯猝不及防，一个倒栽葱，连梯子带人，头朝下脚朝上，直向地面冲去。
三个孩子，隔得远远地，个个拊掌大笑，然后作鸟兽散。原来他们一直在旁边等着，等着大伯倒地的那一刻，等着检验他们恶作剧实施的最终效果。
1974年，月塘生产队仓库的地面，还不是坚硬的水泥地，是自然状态的干泥地。如果是水泥地，大伯从离地丈把的梯子上摔下来，脑壳直插地面，一定会当场脑浆迸裂，刹时桃红李白。因为是干泥地，所以大伯当时侥幸捡了一条命，并没有立马落个脑袋开花的结果。
大伯很快从地上忍痛爬起来，他仔细摸了摸自己的脑门和额头，然后把手掌放在眼皮底下检视，还好，手上没有红红的血水。但他头痛欲裂，天晕地旋，自己知道头虽没出血脑壳也一定会磕脱皮。大伯的头仍然在无休无止地晕痛，痛得他嘴里直嘟噜，这些鬼崽崽，我要告诉你们大人去！可四顾一望，哪里还有三个鬼崽崽的踪影呢？
大伯呆在原地，卷了一个喇叭筒旱烟，狠狠抽了几口，头痛好似减轻了不了；他又解下腰间黄白色的汗巾，死劲缠在头上狠狠打了个结，头晕似乎减轻了很多。然后大伯扶起梯子，又开始跟着生产队的社员出工，为生产队开荒挖土。
大热的天，大伯头上缠着个汗巾子出工，大家都觉得奇怪，都笑他是个男“月婆”。月塘那地方，只有坐月的女子，在月子里才将一块手布包在头上。大伯慢慢说出了原委，几个大人就开始为他担心，劝他还是到医院找医生检查一下比较保险。大伯笑笑，并不在意。
把生产队的工分看得比命还重要的大伯，就这样头缠汗巾，以一个男“月婆”的形象，跟着社员整整出了半个月重工。他的头时痛时晕，时紧时松，他一声不吭，顽强地抵抗着，拼命地工作着。但他终究不是铁人，最后几天，他的精神越来越差，一动力气就头冒冷汗，汗珠子像黄豆一样从额头上大颗大颗地滚落。他慢慢吃不进东西，一吃东西就呕吐，接着就是发高烧说胡话，神智越来越不清楚。家里人这才知道情况不妙，赶紧把他往武冈人民医院里送。
大伯送进医院的时间，父亲记得很清楚，是1974年农历五月初三的正午，仍然是很大的太阳。此时的大伯，已经陷入深度昏迷，完全人事不省了。
接诊的脑科大夫，检查了大伯的伤势后，摇着头摊开双手说，晚了，晚了，你们送太晚了，他是严重的脑挫伤，现在脑髓全坏了，整个脑壳里面好像一滩霉烂了的豆腐渣，神仙都救不了他。他要是醒来，他想吃什么就让他吃什么吧！你们节哀顺变，分头准备后事吧！
晚上八九点钟，大伯总算悠悠醒了过来。他眨巴着双眼，将围在床前的亲人一个一个茫然地看过去。我父亲问他，哥，你想吃什么？大伯费了好大的劲，才说了一个“肉”字。父亲冲出了病房，冲进医院门口的小饭馆里，要了一斤半瘦肉，做了一大海碗瘦肉片汤，急火火地端到了伯父的病床前。
父亲回忆说，伯父临终喝汤的表现，应该算是回光返照了。他一见到汤，精神立马就好了起来，还半坐起身子，接过碗捧起来就喝。他脑子里的痛觉神经应该已经坏了，刚刚做好端进来的汤，是滚水烫的肉片，滚烫滚烫的，没有一百度也有八九十度，他没事人一样一口气全喝了下去。要是换了常人，那肯定要烫得哇哇叫。
大伯喝了肉汤，安静了一下，他不再说话，只是把眼光一个一个往围坐在身边的亲人身上瞅。大伯有三儿两女，除了大女儿一家没来，其余全到齐了。大伯有点失望地问了声，雪梅呢？雪梅和宁宁怎么没来？雪梅是他的大女儿，宁宁他的头甥。大家心知肚明，就不断轻言细语劝伯父，您好好养病，您的病一好，她们一家就会来了！
大伯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又摇了摇头，再叹了口气；然后，他就无力地躺了下去。过了一会儿，他说好想抽烟。父亲就卷了喇叭筒旱烟，递到他的嘴边。他示意父亲扶他起来，父亲就扶着他，让他靠在自己怀里，然后给他点上了火。
大伯狠狠地咬着烟卷，包着嘴猛吸几口，烟头使劲明了几下了又暗了几下，烟雾不断在病房里弥漫开去，人却一下子就无声无息了。父亲再去看大伯，发现他的头已歪到一边，眼睛正慢慢合上……父亲嚎啕大哭。刹时，整个病房，亲人的哭声响成一片。
1974年五月初三晚上，大伯因严重脑挫伤，抢救无效死去，终年44岁。他是我们老周家，在1974年死去的第一个亲人。
1974年农历五月初三的正午，也就是大伯送进武冈人民医院的同时，我们老周家的女儿，嫁到七里桥新东乡的周雪梅，在家中因病突然昏獗，立即被紧急送往武冈人民医院抢救。而在武冈人民医院的儿科病房，她的儿子，两岁的李宁正因病情危急，几个儿科医生也正在紧急抢救。这一切的一切，就是我大伯临终之前没有看到自己大女儿周雪梅和头甥宁宁的原因。
我大姐夫李云强本身是个医生，但自从我大姐和外甥李宁犯病，他就一直没看出到底是什么病因。一个医生看不好自己家属的病，我想他的心中应该非常苦恼。李家也请了一些医生来看，还是没瞧出一个因由。大姐状况稍稍好些，就一直拖着病怏怏的身子，在家里边治边调养。她的儿子，两岁的李宁，自生下来就一直体弱多病，前几天突然抽风，已被紧急送往人民医院，而医院儿科，也一再给家里下病危通知。
大姐本是个病身子，自身已经难保，又遇上儿子因病生死未卜，她是又急又怕啊！她的病情，就是这样突然加重的。家中一下子出了两个危重病人，会看病的大姐夫，现在也是医生不再是医生，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病人家属了，所有的担子和压力一下子全落在了他的肩上。老婆和儿子的病房分别在住院部两个楼层，他是楼上楼下不停不歇地跑。按我大姐夫后来的话说，1974年，我现在都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挺过来的。
我是一个天性特别好奇的人，我一直想弄懂一个人昏迷之后，脑子里会不会还有意识？会不会还在想些什么？听说大姐有过昏迷的经历，多年过后，我曾因这个疑问专门仔细询问过她。大姐看来对1974年的事情仍然记忆犹新，对我提出的这个明显唐突的问题，她并不生气，而是像和电视台记者做回忆性访谈一样，和我详细聊起了这个话题。她说，我乍一死过去，其它什么的我已不是完全记得清了，我只记得当时好像做梦一样，人一下子就飘了起来。我仿佛在过一道道的门，过了第一道门，门里好热闹，看到好多不认识的人，闹哄哄地挤在一起；再过了一道门，门内更加热闹，看到更多不认识的人……我记得一共过了三道门，一道门比一道门人多，一道门比一道门热闹。我心里仿佛记得，我进门是要来找我爹的，可找不到，后来隐约听到背后有人在叫我，声音很熟悉，但不是很清晰，好像很遥远，好像是你大伯的，又好像是你大姐夫的。我就觉得自己不由自主又飘飘忽忽转身往回走，门里面的陌生人，这时却一下子全拥过来，拦着我，拉着我，不让我往回走。我挣扎着，哭喊着，说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最后我费了好大力气，才总算挣脱了他们。我长长松了一口气，身子一下子轻松起来，眼前突然现出一丝光亮，然后耳边就听到一个个惊喜的声音，说醒了，醒了，人总算醒了。我环顾四周，看到你大姐夫和他父母还有其它一些亲戚围在我床边，也看到忙碌的医生和护士在房间里进进出出走来走去。后来一问才知道，我已经整整昏迷一天一夜了，人都只剩鼻子里的一口气了。
大姐身子骨是这样一个状况，大伯的死讯，哪里还有人敢告诉她。如果有人敢告诉她，那不是给她添病，要她的命吗？后来大姐一直执拗地相信，父女连心，大伯魂游天外的时候，肯定一直还在掂记着她，并且在黄泉路上去找过她，呼唤过她。
也算是大姐母子运气好，不久人民医院来了几个省里的专家，总算找到病根对症下药，这才把母子俩从死神的边缘拖了回来。差不多三个月后，从死边转了回来的大姐母子，总算被医生告知康复，人可以出院了。
大姐出院后，在大姐夫及其弟妹亲人的陪同下，才在月塘坪里的一抔黄土面前跪祭了早已入土为安的大伯。大姐双手抓满泥土，在大伯坟前哭得死去活来。大姐是大伯最能干的女儿，大伯在生的时候，最最疼爱她啊！
大家见大姐哭得太过伤心，怕久病初愈的她哭坏身子，只让她小小地哭了一阵，就把她架回周家院子里去歇息了。
这一天，是1974年的农历八月初一。
自从大伯过世之后，奶奶的身子骨和精神就一天差似一天。白发人送黑发人，对一个母亲而言，这总是人世间最大的悲剧。奶奶早年守寡，父亲两岁的时候，爷爷就过世了。奶奶没有再嫁，含辛茹苦，一把屎一尿拖大了四儿一女：我大伯、我二伯、我姑姑、我三伯、我父亲。而大伯，真正应了一句老话“长兄如父”，一直是奶奶这些年在艰难生活的跋涉之路上最得力的助手和主心骨。在奶奶的眼中，大伯是她最懂事、最孝顺的好儿子啊！
奶奶的忧心，其实也不全是因为她的大儿子我的大伯之死，而是此时她的二儿子，我的二伯，身体经过肺痨两年久治不愈的折磨，健康状况已经每况愈下，他咳起嗽来像个停不下来的风车，吐个不停的是脓一样浓稠的黄痰，痰中经常带着鲜红的血丝。二伯整个人已骨瘦如柴，走路飘飘如风，早已失去了往日人形了。凡是见过二伯的人都在背地里叹息，说看来周家老二，也是没几天的人了，也不知是哪天的菜了。
根据大姐回忆，1974年农历八月初一和八月初二，奶奶一和她说话，就不时念叨几句二伯，她时不时就问大姐，雪梅，你说我和你二叔，到底哪个会先走一步呢？大姐当时好奇怪啊，都不知怎么回答才好，奶奶是不是犯糊涂了，怎么老说这样不吉利的话呢？
1974年农历八月初三早上，奶奶吃了一碗米饭，过后不久就对大姐说，雪梅，我今天怎么胸口一直饱饱的呢？中午的时候，奶奶开始说心口痛，越来越痛，痛得在床上两头爬。大家找到了一副猪杠子，七手八脚在上面扎了一把竹躺椅，准备抬奶奶去医院。奶奶双手紧抓着床杠，死活不肯松手，她说她不要死在医院里，她要死在家里。按月塘这地方的习俗，人要是死在外面不是死在家里，灵堂就不能摆到堂屋里。人死了不能进堂屋，老人们最忌讳这个！
奶奶死得很快，按大姐夫的诊断，奶奶可能是急性心绞痛，她的心脏，已经太疲倦太想休息了。随着一波紧接一波的剧痛，奶奶不到十多分钟就昏迷过去并很快停止了呼吸。大姐和姑姑掐她的人中，咬她的脚跟，也没把她从鬼门关抢回来。
奶奶是大田尖山杜家人，7岁在周家当童养媳，17岁成婚做娘，享年61岁。她是我们老周家1974年死去的第二个亲人。
1974年农历八月初三中午，奶奶的死讯一传到二伯耳中，正坐在周家院子滑泥砖老屋的床边用茶水泡饭的二伯，闻讯就仰面倒在床上晕死过去。奶奶这边屋里早已乱成一丝麻，马上二伯那边又乱成一锅粥，整个周家院子一下子笼罩在一片呼天抢地的哭喊声中。
二伯在这一天正式病卧在床，以后的日子他再没走那座滑泥砖老屋，也从此再也没能从床上起来。他的肺结核已相当严重，按医生的说法，他整个肺脏被病毒浸润得像一把丝瓜络子一样，所有肺页早已千疮百孔；他的身子骨，只能是拖一天算一天、活一天过一天了。而肺结核，在月塘人的心目中，其实就是等于判了死刑的“肺痨”，是无药可救的重症。二伯，早已是个等死的境况了。
二伯自从得了“肺痨”后，因为害怕传染，家人就将他隔离居住在周家院子东边的那座滑泥砖老屋里。那座滑泥砖老屋，是爷爷在周家院子修的第一座四排三间的泥砖大瓦屋，据说在爷爷那个年代还特显气派，口袋里没点钱的人家，修不成这样的大屋。爷爷之所以有修屋的钱，是因为他去广西贩了一年盐。那时候，盐价特贵，私盐一斤可以换一担半谷子。但自从爷爷死后，周家人就慢慢陆陆续续搬出这座老屋出去住了。二伯如果不是摊上这该死的传染病，他可能宁肯在外面露宿，打死也是不会住这座老屋的。
爷爷是在滑泥砖老屋里过世的，享年四十六岁还是四十八岁，父亲已经记不清了。因为爷爷过世的时候，滑泥砖新屋才修好三年，父亲也才两岁，所有的事情，都是父亲长大后断断续续听奶奶说的。
爷爷的早卒，周家老一辈人都普遍认为，这和得罪了修屋的工匠老石有关。在老一辈人的心目中，工匠老石，他是有点法道的，是个做事做得特别出来的人。原来新屋完工的时候，爷爷和工匠老石因为一天的工钱起了严重的口角。爷爷说没有少算老石一天工钱，老石却咬定说爷爷就是少算了他一天工钱。最终的结果，老石还是没有得到他认为爷爷少算的那一天工钱。老石很不服气，就带着一帮徒弟当天晚上在周家槽门前对着爷爷的新屋诅咒发誓，扬言凡住这座屋子的人，一个也过不了五十。
老石的毒誓和诅咒一语成谶，三年后爷爷因病过世，年纪就没到五十。自此周家人的心里就有了阴影，慢慢这阴影还越来越大，等到家中子女陆续长大成年后，就各自修屋出去住了，慢慢这老屋就成了一座空宅，连奶奶都不肯住在里面。
我二伯卒于1974年农历九月二十三日的傍晚。死的当天，他的精神特别好，吃了两碗饭，还吵着说要吃鸡。二伯家里就一只生蛋的鸡，二娘舍得不杀，他就发脾气，摔碗筷骂人。三伯知道了，把二娘骂了一顿，这才把鸡杀了，炖了汤给他端过去。二伯也不谦虚，他在生的时候，就是一个喜欢吃独食的人，有好吃的，经常背着奶奶和家人一个人独吞。这一点奶奶在生时颇有微词，老对人说老二没老大孝顺，老大吃一只虱子要掰一只脚给她吃，老二杀头牛她都喝不到一口汤。二伯死前也是这个德性，整只鸡都被他一个人连汤带肉消灭光了，连一点碎骨头都没给二娘和孩子留。
吃完鸡，二伯就不行了。临终的时候，二伯拉着三伯的手，有点很不自信地说，爹爹是没满五十死的，大哥是没满五十死的，我也是没到五十就要死的。三弟啊三弟，我希望你怎么着也要争口气，争取活过五十啊！三伯握着二伯的手，只是茫然地点头。二伯又看看我父亲，却很奇怪地说了一句，四弟，你不要怕，你是有福气的人，你会长寿的！父亲听了二伯这奇怪的话语，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然后二伯双眼的光一下子变得精亮，原本白纸一样的脸一下子变得像块红绸子一样，转瞬，光亮消失，红晕褪去，二伯的头歪到了一边……
写到这里，有些后话我不得不临时插述一下，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后面的事情印证，二伯临终前的话语，还是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机巧。我三伯，成了是他们四兄弟中第一个进了五十的人。三伯进五十那年，他特别高兴，还自己掏钱放了一场电影以示庆贺。我现在还记得电影片名，叫作《游侠黑蝴蝶》。可好景不长，第二年，也就是我三伯满五十那年，还没满五十生日，他就突然暴病身亡，刚好也就应了二伯说的怎么着也要活到五十的预言。我的父亲，目前是他们兄弟中最长寿的，过不了几年就要七十大寿了。父亲的身子骨虽然不是特别硬朗，但总体来讲还算健康。但愿父亲真如二伯所言，他是有福的、长寿的。
二伯过世的时候，他的大儿子，在叔伯兄弟中排行老三，十四岁已经读初中的三哥周功来，刚好从月塘岭上割牛草回来。一听说自己父亲死了，他沮丧地把草捆子丢到一边，一屁股坐在地上咧开嘴撕心裂肺地哭喊起来，我完了，完了，我没书读了，我要割一辈子草了……
1974年农历九月二十三，二伯因肺病去世，享年42岁。他是我们老周家，在1974年死去的第三位亲人。
2008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从东莞回武冈过春节的我，从城里回到月塘村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六十多岁的父亲在武冈城里转悠。我带着父亲转了一个又一个店子，不停地催促和恳求父亲，老爸，您左不买右不买，我好不容易回来过一个年，您总得让我给您买点东西吧！
父亲扭捏了半天，最终像突然下了好大决心一样对我说，崽，你要真有心，你就给我买个DVD机子。我现在别的什么都不想，就想正正经经看些片子，电视里面的广告太多了，而且一天只放一两级。”
我当时就笑了，小事，不就是一个DVD机子吗？于是我就带着父亲进了武冈乐洋路的通程电器超市，给父亲买了一个步步高的DVD碟片机。父亲高兴得像个孩子，连说好了，好了，今年我有得看了。你给我办好了这件事，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后来，我又花了八十块钱，给父亲买了一大堆DVD碟片。春节父亲看了几个，不是很满意，说碟子花花哨哨，都是些现代人的片子。问我能不能给他找些过去的老片子来看，比如《地道战》、《地雷战》那样的黑白战斗片。我连说行，行，行，我再去城里的时候，我一定帮您找。”
2009年正月初六，离我回东莞的开工日期没几天了。当天晚上，我把老婆孩子全放在城里，打定主意自个儿再回一次月塘，打算独个儿好好陪父亲母亲说一宿话。自从我娶了个城里老婆，养了两个草包一样的女儿，我是好久没有单个儿跟我的老父老母一起呆过了。我从城里回月塘的时候，什么都没带，就口袋里揣了一本叫“红色经典”的DVD碟子。这盘碟子里面，有五十多部黑白战斗片。我已经想好，今晚什么都不做，就陪父亲睡一个床，陪他说话，陪他看黑白片子。
当天晚上，我和父亲并排和衣坐在一个床上，两人头仰靠着床头，眼瞅着电视，一边看黑白片子，一边拉呱着家常。父子俩聊天的内容真的好杂好杂，天南地北海聊，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上；一会儿过去，一会儿现在；一会儿自家，一会儿亲戚邻居家。我们老周家1974年的事情，就是这样聊出来的。我不停地催促和恳求父亲，您聊细些，再聊细些，让我把这段家史写下来，记下来。现在我们老周家，也许就您儿子最能写了。家族的苦难，我们是不能忘记的！
父亲显然没有忘记1974年的苦难，只是往事太过沉重，事隔经年，就算现在已过了这么多年，父亲说着说着，还是哽咽着说不下去。父亲说一阵子，就要停顿一阵子。我一直在等着，等着，等着父亲费劲地把话说完。
父亲说，1974年，我们老周家真是倒了血霉啊！老周家的人，病的病，死的死，真是鸡犬不宁，惨不忍睹啊！家里看起来好像整一年都在死人，都在办丧事。一个不大的家族，一年就从槽门口抬三副棺材出去，这算什么事啊！我和你三伯，忙得几乎都没有伤心的空隙，我们兄弟俩分了工，你三伯负责在家里治丧，接待凭吊的亲友客人；我负责采办，去武冈城里的木器厂买寿木，买衣冠。我都不会哭了啊，我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哭啊！我就只觉得成天整个胸口堵堵的，好痛好痛，痛到麻木。
父亲伤心欲绝的样子，让我觉得自己有点残忍。1974年的往事，站在父亲的角度，他可能一直是想回避的，一直是不愿回忆的，现在我旧事重提，等于揭他的伤，割他的肉，重新让他痛。他已是一个垂垂日暮的老人，我让他在春节里这么伤心，我真是不孝啊！
父亲说，二伯死后，周家院子一年就连着死了三个人了。外姓院子里的人都纷纷议论，说老周家犯三煞了，逢三就死人。这话一点没错啊！五月初三，你大伯死；八月初三，你奶奶死；九月二十三，你二伯死。不知以后，老周家还会不会逢三死人？这些神神鬼鬼的流言蜚语，周家人听了很害怕，简直就是惶惶不可终日。后来院子里来了个算命的老先生，大娘、二娘等几个女人就围上去要他算周家院子的吉凶。算命先生说，周家人现在肯定是不会再死了，虽说犯了三煞，死人也是只死三个的。不过你们那滑泥砖老房子不能住人了，不能要了，这房子有些邪乎，最好是拆掉吧！
父亲是当过兵拿过枪的复员军人，在部队里受过破除迷信相信科学的教育，按理说他不信这样的事情。可老周家太背时了，宁肯信其有，不肯信其无，为了家族的命运，父亲红了眼，最后成了拆屋的急先锋。就在拆屋工作快要收尾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蹊跷事情。用父亲现在的话说，算命先生说得没错，这房子确实有点邪门。
拆屋的时候，周家所有大小男女劳力都上阵了，大家似乎有种同仇敌忾的感觉，拆屋的效率奇高，老屋很快就被周家人七零八落地肢解了，很快就泥归泥、尘归尘、砖归砖、瓦归瓦、木头归木头了。只是在拆最后一堵砖墙的时候，却在我父亲身上，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父亲说，我站在木架子上拆墙上的砖，不知为什么，突然就像发地震一样，自己感觉天在晃、地在晃、墙在晃、架子在晃，人就像坐飞机一样，不由自主就从架子上坠了下去。人掉下去的时候，那堵不高不矮的泥砖墙也应声倒了下来。
父亲说，当时正在干活的周家人个个都吓坏了，但还好，墙没有砸到他身上，也没有砸到其它人身上。父亲摔下来时，也不是头冲地，而是屁股先落地，他是一个屁蹲子就坐到了地上。由于条件反射的缘故，父亲下坠的时候右手下意识地往地上一撑，手腕骨当时就“咔嚓”响了一声。
父亲坠地后意识还很清楚，他知道这一摔，自己命肯定保住了，但手骨肯定断了。等周家人回过神来，围过来打算扶起父亲时，他已经试图用力亲自站起来。当他的屁股一离地，围着的男女老少却一下子全部惊声尖叫起来。
原来，就在我父亲屁股离地的时候，旁边的人这才发现，父亲摔下来时，屁股竟是坐在一条锄头把粗的大黄鳝蛇身上。黄鳝蛇就是大王蛇，月塘人都这么叫，这种蛇无毒，喜欢呆在家屋里吃老鼠，可以长得很大很肥。这条大蛇紧紧地盘成饼，像庙里和尚打坐的蒲团一样，刚好就垫在我父亲的屁股下面。父亲当时好纳闷，这条蛇是什么时候钻到屁股底下来的呢？难怪我摔下来时，虽然是一屁蹲坐在地上，但并不觉得怎么疼痛，原来是下面有个软东西垫底啊！后来父亲去验伤，除了断了右手的腕骨，其它地方一点事也没有。
父亲还说，他屁股底下那条大黄鳝蛇一点也不怕人，听到人们的尖叫，他还抬起头人一样向人们点了三下头，然后才不慌不忙的把身子拉直，慢慢地从周家人自动让出的一条路缝中游走。蛇是父亲的救命恩人啦，周家人没有哪一个想到要伤害它。大娘、二娘还有我妈，吓得心都要从胸腔中跳出来了，个个双手合十，朝天念佛，连声说祖人保佑，祖人保佑，真是祖人保佑啦！
关于这件奇事，父亲也一直相信确实是祖人保佑，而且他还很肯定地认为，这是奶奶在阴间护佑他。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肯定？父亲说，那条蛇离开人群后，是向月塘坪里方向游走的。月塘坪里是周家的老坟山，奶奶、大伯、二伯就葬在那里。我说为什么你一定认定是奶奶在护佑你呢？为什么不可以是大伯、二伯他们呢？父亲摇摇头，说不会不会，只可能是你奶奶，只有她才如此疼我。
在我的一再追问下，我才知道父亲这个断定的背后，还隐藏一段离奇的故事。父亲右手的腕骨确定骨折后，我们家立即请了一个水师（民间跌打损伤医生，月塘人称水师）来给他接骨。接好骨头的当天傍晚，父亲迷迷糊糊地在床上躺着。父亲一直跟我强调，他是躺着，不是睡着。他说他的眼睛绝对没有合上，他清清白白看到，奶奶穿着青布衣衫，像从外面走亲戚回来一样，迈着轻快的步子进了屋子一直走到他的床前。父亲当时心里一下子清醒一下子迷糊，自己妈妈不是死了吗？怎么还活着？怎么又回来了？他想喊她，他想问娘您怎么回来了？可他四肢瘫软，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父亲说，奶奶就这样站在他的床前看着他，眼神好像他小时候做错事情时那样痛心。父亲说，我亲耳听到你奶奶用手指着我，对我连声说你呀，你呀，你呀……后来，就听到三伯挑了一担水进屋的声音，奶奶一下子就不见了，父亲整个人也完全清醒了。紧接着外面传来了几声狗吠，天，很快就黑了下来。
父亲对我说，你现在相信是你奶奶在保佑我了么？不管怎样，爱满崽是父母的天性。也许，在你奶奶心中，永远最牵挂、最担心、最疼爱的儿子，还是我这个最小的满崽老四啊！父亲又问我，崽，你相信鬼么？你说这世上真有鬼么？我摇摇头，没作任何回答。这时，电视屏幕突然晃了一下，提示上一部片子放完了，要我放下一个，我又按了一下遥控键。
父亲盯了一下屏幕，很是感慨，他说儿子啊，人越老，就越想从前的事了。看这些黑白片子，总让我想起年轻时候的事啊！现在我做梦，连色彩都没有，全是黑白的……
父亲说着说着，慢慢就靠着我的肩头睡去了，最后大半个身子缩进了被窝里，头就枕在我怀里了。我没有动，就让他这样在我怀里躺着，就像我小时候，也是常常这样躺在他温暖的怀抱里沉沉睡去。
天真的不早了，糊在木窗子上的塑料纸已经开始泛出一点破晓的白光来。窗子底下是我家的鸡笼，关着父母平时养着的一群土鸡。随着窗户上的白光越来越亮，鸡笼里的大小公鸡全都叫了起来，隐约听到远处此起彼伏的公鸡鸣啼。
2009年正月初七的凌晨，估计时间已是三四点四五点钟的时候，我仍然没有一丝睡意。父亲在我的怀里躺着，像个大孩子一样打着粗重而均匀的鼾声。我的家乡月塘，这个黎明前的乡村世界，在一个老人的鼾声中，一切显得多么静谧和安宁。我按了一下遥控器上的电源，关闭了电视里正在放着的黑白片子，同时拉灭了床头的电灯。屋子一下子全黑了下来。我在黑暗中闭上眼睛，陷入了沉沉的思索之中。
我1977年出生，老周家1974年发生的事情，如果不是父亲聊起，我是一点也无法得知。我没有见过我奶奶，也没有见过我早逝的大伯和二伯。但我真的好想现在做一个梦，梦见这些连照片都未曾留下一张的至亲的人，关于老周家1974年发生的事情，我还有好多细节想问他们呢！
2009年的春节，正月初七的凌晨，在这黎明到来之前的黑暗里，当我合上双眼，我就能如愿做一个梦吗？我的梦会有颜色吗？我的梦会是黑白的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