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同窗邱秋悟之《乘车的记忆》

言宋按：这是我沪上同窗所作之文。我当年赴渝时，乘火车也是苦不堪言的，从娄底要站到贵阳才有可能弄到座位，有时甚至更远。现在想来内心都惶恐。他乘车的经历，也是中国大多数人所共同遭遇过的。现在交通虽有了些改善，但每至高峰期依旧十分紧张，回家的游子依旧痛苦地在他乡与故乡之间奔波。帖出此文，既是纪念不堪回首的往事，也是对中国现而今的交通状况哀叹！

这几天打开电视，看到最多的是火车站上涌动的“回乡潮”，那些在他乡奋斗了一个寒暑的农民，拖着大包小包，领着熄妇，拖着孩子，在火车站等候着。城市的繁华是他们建造的，但是他们不是城市人，高大的楼盘与流畅的高架只是他们回家与乡亲聊天的话资，其余的与他们是无关的。“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是他们坚定的信念。那怕是用一个月的汗水换来一张回家的车票，他们也全然不在乎。早年念书时，我每次回家乘车时，看到这些大呼小叫的民工，总是远远地躲开。但是，有一段乘车的经历却完全改变我的看法。

这约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我西行求学途中，想乘便游访沿途风光，从南京到开封，再到洛阳，经西安入成都最后到重庆，当时收入不多，几乎绕了半圈中国，也只带着五六百元，那是实实在在的“文化苦旅”。经洛阳时，又遇到书店大折价，买了一大包书上车了。当时只乘二百元了，我已不得不把西安、成都之游的开支压缩了一半，数了数剩下的钱，我把整二百元夹到一本书中，放进包里，心里盘算着，“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动这个钱了。”

火车开到洛阳西站后，上来了很多人，因我是中途上车，本来就没有坐位，站在走道中间，两面人一挤，几乎连站的地方没有了。那种挤压的程度至今想来仍然后怕，中国铁路不人道，就因此成为刻在我心里的观念。当时，站在我前面的有几位民工说：前面车厢空点，我们应到前面去。我开始随着人流向前挤动，我一手提着书，一手护着包，艰难的挤着。好在那里年轻，左挪右闪，还不太费事，可是，走过一节车厢后，发现情况更糟，往往是抬起脚跨过下边坐着的人头后，就不知脚该放在何处了。常常是以金鸡独立的姿势喘口气。每当这时，我总发现身后有一民工总是友好地让我把书放在他怀里不肩上，并对我苦笑着。又过了一节车厢了，我们说话了。“哪点的？”“达县的。”“到哪点去？”“绵阳”。“这回我们是惨了”“惨糟了”。就这样，又挤过了一节车厢。我事实上成了他开路先锋，他在憨厚的苦笑中，既显示一种一种谢意，又表现出了四川人常有为小聪明而得意的神色。但我力气越来小，手上越来重了。胸前的包和持别费事，成为影响我挪移的一个障碍了。我停了一会，把包从脖子上摘下来，交到这位手上说：你帮我拿着包，跟着我挤吧。他说：好吧。果然，去掉胸前的包之后，我挤得更快了，可当我在人缝中挤过一节又一节车厢，刚找到一块可以落脚的地方，回头一看，他不见了。我一下心慌了，包没了，钱也没了，后半段行程怎么办呢，最可怕的是车票也在里面，包丢了是出不了站的，而且也没钱补票的。

我一面计划着下车后如何打电话给重庆同学让他们带钱来车站赎人，一面自责自己怎么如此轻信人，随随便便就把包交给别人了。我还想这人可能不是正经民工吧，怎么没见他的行李呢。又想车没停，他可能没下车，也许能找到，至少可以要回车票的。我又开始提着书往回挤了，刚挤到下一个车厢中间，陋着一群人，就见他正满头大汗地往我这边挤。他正向人打听：“见到一个戴眼镜的学生娃没得，他的包在我这里。”有人跟他说笑道：“找不到算了，包里有好吃的拿出来吃吧。”他说：“没啥吃的，全是书，还有钱。学生证，车票。”“还有钱啊”，旁边人异口同声地叫起来，“那还不揣到腰包里去，管他干什么？”“乱说，人家学生娃是南京的，好不容易啊。”旁边人无语而又不解地看着他。这时他看到我了，笑着说：“你挤着太快了，我跟不上了。”车又停一站，一下子又下了好多人，车厢里松多了，我们又分开了，临行前，他把包又挂到我脖子上。我翻到书中那页，钱、车票一样没少。再抬头看，他已不见了。我们相处了一小时，讲了不到十句话，连模样也没记完整，但他却给我留下了至今难忘的印象。

有此经历后，我在上车时，遇到负重的民工，总是想帮他们一下。因为我知道这里面可能就有我最感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