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说起来，大约也真是可笑了。
我站在教学楼的走廊上，看操场上高三的学生拍毕业照。太阳很好，他们的笑容却勉强得很。远远的一声“咔嚓”，又一个三年便过去了。
“今年怕是要变成个位数了。”老张在教务处说。他说的是本科上线的人数。四年前还有二十几个，今年呢？我不晓得。只看见楼下那些年轻的脸，一个一个地，都像被什么东西磨去了光泽。
四年前，学校成立了高考部。最好的先生，最新的设备，连屋子都重新粉刷过，先生的津贴都多了百分之二十。挂牌那天，教育局也来了人，校长讲话时声音发颤，说是要“集中力量办大事，三年后本科上线人数超一百”。台下掌声响成一片，大家都觉得升学率是要涨的了。
然而世间的事，大抵是不按着人的想头来的。
第一批进来的学生，是这学校开天辟地最好的生源。虽说职业学校的底子摆在那里，但那一批孩子的成绩，放在本校的历史上，已经是破天荒了。其中最惹眼的，是一个考了七百六十八分的学生——这个分数，便是在普通高中里，也算不得差的了。开学那天，他的母亲握着班主任的手，说：“先生，孩子便拜托你了。”那眼睛里的话，比说出来的还要重。
可后来怎样呢？
先是课表。你道这课表排得如何？体育课竟排在第一节课。大清早的，学生背着书包来上学，第一件做的事不是念书，不是写字，却是到操场上去跑圈。等跑得一身汗回来，第二节课便只能一边擦汗，一边打瞌睡了。我不知道排课表的人是怎样的心思，大约他觉得早上的空气好，适宜操练身体罢。但这是高考部，不是体校。对口高考不考跑步，考的是卷子。等学生到了考场上，脑子里满是早上的喘气声，那才算真正的跑步呢——只可惜是往反方向跑了。
再看月考。考完了，卷子收上来，先生们却是不急的。今天批两本，明天批三本，总要拖个三到五天，才能把分数算出来。学生刚考完的时候，心里是最惦记的，哪道题对了，哪道题错了，肚子里清清楚楚。可等到第五天分数出来，那股热乎劲儿早已凉透了。你问他哪道题错了，他要翻半天的卷子才能想起来。一道错题，竟变成了考古的物件。有先生还说：“我们事多呢，忙得很。”事多？体育课都能排在第一节，你同我说事多？
最奇的，还是班主任的事。
我算了一算，这三年里，高考部的有些班级，竟换了三个班主任。三个。你想想看，高中一共三年，一个班级换了三个班主任，平均一年一个。学生刚刚适应了一个先生的教法，刚刚摸清了脾性，刚刚肯说几句心里的话，忽然就换了人。新来的先生又要从头开始，认人，立规矩，摸情况。等摸得差不多了，一年又过去了，又该换了。
这般走马灯似的换法，学生们便是想从一而终，也找不到那个“终”在哪里。班级散了架，人心也散了架。有学生同我说：“先生，我们班就像一个没爹没娘的孩子，谁来了都是客，谁走了都不心疼。”我听了这话，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
然而最使人难过的，还不是这些。
是课堂上的光景。
我有一回巡课，推开一间教室的门。你猜我看见什么？前排的几个，把头埋在胳膊里，睡得正酣，口水都流到了课本上。中间靠窗的那个，手机立在书堆后面，低着头，手指在上面划来划去，大约是看短视频罢。后排的就更不用说了，耳机塞着，身子歪着，眼睛盯着屏幕，脸上的光一闪一闪的。偶尔抬头看一眼黑板，那眼神是空的，像看一面白墙。
只有一个女生在抄笔记。可她抄的是什么？是上节课的板书。上节课的。这节讲的什么，她大约也没听进去。
先生呢？先生站在讲台上，对着PPT念。声音平得像一碗白水，没有高，没有低，没有问，没有答。念完一页，点一下鼠标；念完一页，点一下鼠标。底下睡着的、玩着的，他全不看见——或者看见了，也全不管。下课铃一响，PPT正好念完，他便合上电脑，走了。
我站在教室后面看了整整一节课。没有人提问，没有人回答，没有人抬头。四十五分钟里，唯一的声音，是先生念字的声和窗外鸟叫的声。鸟叫还好听些。
这哪里是学堂？这分明是一间活死人的屋子。
我忽然想起自己小时候念书的光景。那时先生走进来，底下是坐得笔直的。先生讲到得意处，眼睛是亮的，声音是颤的，我们听着，心里也跟着热起来。觉得这书里头有乾坤，觉得将来的日子是有奔头的。那种感觉，我说不好，大约就是——活着有意思。
可现在呢？
这些孩子，他们不知道知识是有趣的，不知道未来是可以想的。没有人告诉过他们。课堂给他们的，只有念不完的PPT和睡不醒的早晨。他们不晓得为什么要学，学了有什么用，学了之后能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只晓得，坐在这里，别出声，熬过四十五分钟，等下一个四十五分钟。
有一个学生，姑且叫他小林罢。便是那个考了七百六十八分的孩子。他刚来的时候，眼睛是亮的，喜欢问“为什么”，有时候问得先生们都答不上来。我那时还想，这孩子是有出息的。
可后来呢？
高二那年，他们班换第二个班主任。小林有一回找我，说：“先生，我想问您一道题。”我说你问。他问了，我答了。他又问了一个，我又答了。他忽然不说话了，低着头，过了半晌才说：“我已经好久没有人可以问了。以前的先生走了，现在的先生忙，我去办公室找过三次，都不在。”
我说你可以等一等。
他笑了一下，那笑容是空的：“等？等到什么时候？等到第三个班主任来么？”
我又说不出话了。
后来他便不再问了。上课听讲，下课做卷子，和别的学生一样。再后来，他也开始睡觉了。有一回我看见他趴在第一排，头枕着胳膊，阳光照在他脸上，那脸上的表情倒是安宁的。大约梦里还有些什么罢。
那双眼睛里的光，一点一点地，暗下去了。像一盏灯，没有油了。
今年三月模考，高考部的成绩第一次落到了和普通班差不多的地步。家长们在群里吵成一片，有说要换先生的，有说管理不善的，却没有一个人问一句：“孩子们快活么？”
前几天翻旧档，看见四年前高考部成立时的合照。阳光照在每个人脸上，亮得晃眼。我把照片递给老张，他看了半天，叹一口气：“这里头的人，一半已经走了。”
操场上的毕业照拍完了。学生们散开去，有一个女生蹲在草坪上哭，她的班主任站在旁边，不知道要不要上前。太阳还是那样好，可照在身上，却是凉的。
小林的高考成绩出来那天，他母亲给我打电话。七百六十八分进来的孩子，三年后，只考了一个大专。她在电话那头没有哭，只反复说：“早知道这样，当初便不来了。”我握着话筒，一句也说不出来。
小林倒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只有一句话：“先生，没事的。大专便大专罢。横竖这三年，我也没学到什么。”
这话比打我的嘴巴还狠。
我有时候想，这学校究竟在做什么呢？体育课排在第一节，月考卷子改五天，一个班级三年换三个班主任——这还不算。最要命的，是课堂上的那副光景：睡着的睡着，玩手机的玩手机，先生念经，学生睡觉，谁也不问谁，谁也不管谁。三年下来，孩子们不知道知识是有趣的，不知道未来是值得奔的，连做梦都不会了。
这般光景，你便是给我一千分的学生，我也只能还你一个大专。这好比给你一匹千里马，你却把它拴在磨坊里，日日叫它拉磨，还要怪它跑不快。马是好马，是你不配。
我锁上办公室的门，走廊里已经暗下来了。恍惚间仿佛看见四年前的自己，那时我还相信，只要用心教，便可以改变学生的命。现在我知道了，当我们把学堂弄得像个茶馆的时候，最先毁掉的，恰是那些最有指望的孩子。
我们天天说抓教学，抓管理。可喊了四年，课表还是乱的，体育课还是排在第一堂，卷子还是改五天，班主任还是走马灯似的换。课堂上，睡觉的还是睡觉，玩手机的还是玩手机，没有一堂课是能让人心里热起来的。
七百六十八分进来的孩子，大专出去。这不是学生不行，是我们不行。是我们的懒，我们的散，我们做事不上心，把一个又一个好端端的孩子，亲手送进了大专的门。
比大专更可怕的，是他们再也不相信，知识是有趣的，未来是好的。
夜色浓了，路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
明天，太阳还是要出来的，还是要照进那些教室的。可那个七百六十八分的少年，再也不会回来了。
而那些还坐在教室里的呢？他们大约还是要把头埋在胳膊里，还是要把手机立在书堆后面，还是要在一个又一个先生的来来去去中，熬过这三年。
然后叹一口气，说一声：
“现在的学生，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放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