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泽：我是这样当上宣传部长的，任期内干了两件事
（本文作者《新京报》钱昊平 按：2008年奥运会期间，因采写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选题，我去了一次朱厚泽家中，了解一些尚未公开的历史，并听其讲述在意识形态分歧的年代，他是如何当上“夹心层”的中宣部长，在一年多的任期内又是如何屡职的。 以下为其口述实录，用第一人称。)
1、 胡启立亲自找我谈话 不当宣传部长不行
我是1985年到中宣部的，之前经历了反自由化、反精神污染、批《苦恋》批周扬等事件。
到了1985年，我感觉到三中全会以后比较活跃的政治氛围受到了很大伤害，1985年，作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贵州省委一副秘书长调到中办工作，给了写信讲了作协代表大会的事情，我知道中央在意识形态方面有很大的分歧。
但没想到，不久我自己被架上了意识形态的领导者位置上。
有一天，省委突然接到中办的通知，说胡启立要到贵州，我很奇怪，因为之前我们都不知道胡启立要到贵州，而西南几个省份也都没有胡启立的行程安排。
通知还要求我们简化迎接程序，不要去机场迎接。
我就在宾馆等待，让省委办公厅一保卫处长开辆面包车去机场将启立接到了宾馆。
没有寒暄几句，胡启立提出，中央让我去当中宣部部长。
这个决定对于我来说很突然，我说我不合适，中宣部长不能只光会写文章，也要有些实际的经验。
启立问我觉得谁合适，我说仁仲夷，他说仁仲夷岁数太多，现在要考虑新老交接。
我说年轻的也有，项南，启立说了一句“他的思想很活跃”。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到了北京后才知道，陈云对他不满意。
没有商量余地，1985年7月，我到北京了当中宣部长了。
2、 当中宣部长干了两件事
我去北京之前，女儿已提前去安排我住的地方，但我到北京后，接待的同志没有让我住家里，而是直接住进了宾馆。
当晚，就上胡耀邦的专列去北戴河开会，这是回北京后党代会的准备会议。
耀邦问我到中宣部后准备怎么开展工作，我说不知道。
后来胡启立让我把中宣部的工作写成汇报，但我没有接受他的意见，因为中央对意识形态还有分歧，我提出看法肯定是胎死腹中。
这种思想下，1985年、1986年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都没有召开，只开了两次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请钱学森、王蒙讲课。
总结一下，我当宣传部长一年多的时间做了两件事。
一是围绕精神文明决议，在起草过程中，把想法及时告诉了各省宣传部。
二是把意识形态方面各级意见反馈给中央。
1987年，随着胡耀邦的下台，我的中宣部长职务被免，当时被免职的几个大部部长还有中组部长尉健行、公安部长阮崇武。
（那次在朱厚泽先生家中谈话持续了四个小时，基本是他说我听，偶尔发问。他还提到《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决议》起草过程中，中央高层的意识形态之争，他说那次决议是个妥协、折中的结果，最后没提“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
他还谈到了“三宽”的提出过程，他去上海调研时，江泽民任市长，谈了这些事。
“马丁事件”也是他任宣传部长时间发生的意识形态领域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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