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抢”是农村是最平常不过的事了。打了早稻，插晚稻，这是乡亲们最忙的时候，也是一年到头养家糊口的行当。这样，打禾、插田就最为重要了。
那时的农村一到青黄不接时，那家要是能有饱饭吃，那可是了不得的事。到打禾时，一亩地打了多少毛担子，这块田比去年多了还是少了，这都是热门话题。动不动就是会来一句：“呷血呢，这块田又打了十个毛担子，去年才八个哩！”
我们村自然条件不好，分到家的责任田也就“斗笠一块、蓑衣一块”了，这个山坡上二分地、那条垄里三分田。从我记事开始打禾起，总是见父母眼红别个屋里的田大，这样一打禾，就不用老搬打谷机转圆圈，瞎耽误工夫。
有句土话港：“小暑小打，大暑大打”，说得就是双抢时节打禾的事。小的时候，刚放暑假十天左右就开始打禾了。人们攒足了力气忙碌在垄里的水田里，杀禾的大婶镰刀挥得“呼呼”响，一根根禾苗在她手上变为一把把的禾手，或放成堆或放成长龙，左右摆开。好有诗意，你看，那一把把的禾手头尾相连，犹如两条龙伸向田基。（谷穗搭在禾苗身上，头尾相连，一来为了不让谷子沾水，二来方便递禾手。）踩打谷机的两个壮汉，脖子上各搭一条毛巾，在禾手没有递到的空闲间不时地擦汗，衣服已经被汗水、禾手上的污水湿透；打谷机在他们脚下，“嗷嗷”直叫，转得飞快，禾手在他们手中翻转着，金灿灿地谷子流进了打谷机内。递禾手的两个小伙在泥泞的水田里飞快地跑着，把一把把禾手递给了那两个壮汉；打谷机后，一大伯在捞“乱毛”，认真地把杂草捞去，用谷箩装着黄灿灿地谷子。田埂上那个外名叫“大水牛”壮汉正在往晒谷坪担谷子，二百来斤谷子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
从我十岁起就开始帮家里打禾了。开始只是递禾手，杀禾、踩打谷机是做不来的，我们家只有父亲是劳动力，踩打谷机的活自然是他的；杀禾就是母亲干的，我自然只是递递禾手。记得父亲第一次让我去递禾手时，是许诺割二斤肉，买一个西瓜才去的；或许我是当时是冲着有肉吃、有西瓜啃才去的。（那时生活条件艰苦，一个月吃不到到把肉）烈日当顶，水田里的水都“吱吱”作响，十岁的我光着身子战斗在田垄里，手拿不住禾手就用身子抱，走不过来就跑着去递；全身都沾满了泥，只留下两只眼在碌碌转；不大一会儿，那沉甸甸地谷穗就把我那嫩嫩皮肤刺得疼痛难忍，晚上洗完澡一看，上半身全都是星星点点红斑，一沾水就辣辣地痛！
我们家人少，劳动力更少，家境又不富裕，岭上下来打短工的“岭包佬”是万万请不起的。父亲常常是踩完打谷机，自己再用麻袋、谷箩装好谷子，然后一担一担往家里担；别个家里有劳动力，双抢三、五天就能搞完，而我们家常常要十几天，在这些时候，常常看到父亲在夜色来临后，一担担地还在担那些刚打下来的谷子。
第二天，父亲看到我上身的红斑，心疼地说：“伢子，疼吗？要是疼得话，就别去了。”
“爸，我不疼，我还得帮你递禾手。”从小就倔强的我，凭着那时对世事非懂似懂的感觉，懂事地回应着父亲。
父亲没有说话，只是拍拍我的肩膀。转过身去，分明地看到父亲的眼泪在眼眶打转。
再大一点时候，我也能杀禾、捆草了，父亲照例在打禾的时候割肉、买西瓜。
再大一点，我们俩兄弟都能踩打谷机、担谷了，父亲也不会一个人打“bai子禾”了。
再大一点的时候，我们家田都长草了，父亲不再种田了，我们也出外谋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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