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我一生的依附

刘麟

刘麟，曾任《湖南日报》记者、编辑，《三湘都市报》经济部副主任，《家庭导报》副总编辑。现为经济日报社驻湖南记者站站长，高级记者。

岁月是一条流淌不息的河，人生在这条长河里洗礼。我在《湖南日报》大院生活了14个年头，这里，有我一生的依附！

1983年，我从武冈师范毕业，被分到家乡隆回县广播站工作。1987年，我把一篇千字散文从邮局寄向《湖南日报》。这是我投向《湖南日报》的处女作。我在时间的煎熬中等待，等来的是一封用《湖南日报》信封装着的厚度和自己投稿一样的普通信件。原稿上，多了一些用毛笔书写的红字和一封短信：“刘麟同志：我是湖南日报评论组王业武……来稿收悉，文笔流畅，立意很好，经研究准备刊发。我将已改过的原稿寄回，你看看有无不妥？……”寥寥数语，彰显编辑谦虚负责的风范。处女作就在一个素不相识的老师的精心修改下发表了。不久,《个体街的灯》又在《湖南日报》刊出……1987年10月初，《个体街的灯》被《湖南日报》评为征文一等奖。

短暂的颁奖仪式后，《湖南日报》副总编辑毛福春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一盏普通的旧台灯下露出他架着眼镜的清瘦但不失和蔼的脸庞。他带着浓厚江浙口音的普通话对我说：“从你刚才的获奖发言中得知你来自农村，从你的获奖作品中看出你对农村很熟悉、有感情。想不想到报社农村部来锻炼锻炼？”一番交流后，毛总当即把时任《湖南日报》编委、农村部主任李凌沙请到办公室商谈此事。

1988年农历正月初五下午，一位湖南日报人事处的同志，专门来隆回考察我，我们围着呛人的煤火炉子，他问我答。已是晚饭时分，天色阴沉沉的，又下着麻麻细雨。他说，还要到汽车站去买第二天的班车票回长沙，留他在家里吃饭他不肯，我要去给他买票他不干。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是坐什么时候的班车离开隆回的。直到1988年3月31日到湖南日报社报到，被领着到各个办公室去认门时，才知道这个到我家考察时表情十分严肃的陌生人，是湖南日报社人事处处长刘耀明。

我被安排坐到了湖南日报社南办公楼农村部东头办公室。以长篇通讯《立碑风波》并引发一场大讨论而名动全国新闻界的李凌沙就坐在这里。每天上班伊始，李凌沙总是把当天由湖南日报印刷厂送给编辑部的人手一份的次报浏览一遍，手握一支朱笔在报纸上圈圈点点。因为人手一份，因为是次报，他又手持剪刀，“咔嚓咔嚓”把报纸上他圈点过的文章剪下来。

李凌沙的剪报成了我踏入经济新闻殿堂的钥匙，更成了我一头扎进新闻行业不回头的“黄金屋”。剪报放在办公室，我单身一人在长沙， 夜宿“黄金屋”也就成了最佳选择。那时的办公室报纸真多呀，看累了，剪累了，就睡在办公桌上。到了下半夜，穿过三楼的新闻研究所到二楼，去看印刷厂的师傅们是如何捡字、如何拼版、如何唱稿校对 ……从自己并不工整的钢笔字变成有模有型的铅字，一个流程看下来，一篇见报稿件要付出幕后英雄们多少的心血汗水也了然心中。

1992年，“东南西北中省级党报总编辑”会议在地处杭州的浙江日报召开，报社派我做与会领导毛福春的随行人员。会务组安排毛总住豪华单间，但他坚持和我一起挤标准双人间，说是“可以一起说说话，也可给报社省点钱”。就这样，我有了和毛总“西湖夜话”的好机会。聊起新闻业务来，他是那样激情飞扬。他说：“做新闻既要有灵性，更要有悟性。”到了温州，这是毛总的老家，也是一个五光十色的海滨城市，夜晚，他不去呼朋唤友、把盏言欢，而是带着我坐辆甲壳虫似的“菲亚特”出租车去满城转。面对着变化无穷的雁荡山，毛总又谆谆引导：“古人说，泉能使山静，石能使山雄，云能使山活，树能使山葱。雁荡山白天你也看了，有泉有瀑布，有石有树木，日有五彩云，夜有流水声，你又感悟到了什么？”如诗似画的点拨，让我从混沌中跳到一个崭新的意境中。回到《湖南日报》社后，在红7楼6楼那间卧室兼餐厅兼客厅的小房子里，在小孩妻子熟睡的下半夜，我撑开四方折叠餐桌，泡上一缸浓浓的茶，手夹一支燃烧着的烟，开始写作《温州归来想湖南》系列长篇深度文章。3个通宵过去了，3篇深度文章出来了。1993年1月9日开始，《湖南日报》在二版连续用3个整版刊登《菲亚特现象启示录》、《菲亚特演变的大轨迹》、《温州人与温州官》。这以后，湖南人赴温州参观的，一拨接一拨 ……

在《湖南日报》的老领导、老专家、老同事引领下，我慢慢从“五个W”都不知道的懵懂青年逐步走上了一辈子为之努力的新闻之路。这是一种事业精神与人格魅力的传递。

我离开湖南日报已近10年，但每次看到芙蓉路旁那座依旧挺拔的灰色老楼，我总会满怀深情地仰望着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湖南日报”4个遒劲大字，回味着在《湖南日报》大院里的每个日子。我，因为有了《湖南日报》，人生才变得这般滋润，丰富而隽永，因为有了《湖南日报》给予的事业，我才有了一生的至爱、一生的依附、一生的归宿。

本专栏欢迎广大读者赐稿（电子邮箱wyhnrb@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