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金庸何苦入作协

善读者，皆知报刊娱乐版标题的用处不在揭示一篇报导的主旨，不在提其纲挈其领，而在製造另一则新闻，与该篇报导不甚相关的新闻。假如某位女艺人在露天场地开演唱会，载歌载舞，大汗淋漓，于是会后对记者抱怨今天天气太热，全身像泡过桑拿一样。那麽编辑或记者多半会定下这麽一条标题：《xxx自爆：我湿晒》。 大陆报纸仍有文化版的传统，很叫香港人羡慕。可是文化的处境在哪里都差不多，所以它们也得自强不息，力求更新，办法之一就是向香港同行的娱乐组看齐。今年初，我陪陈丹青在北京座谈，谈了两三小时，其间有记者问起陈丹青偶遇范冰冰的故事，他遂应答了几句。没想到第二天报纸出来，报导的题目赫然是《陈丹青梁文道共话范冰冰》，好像我俩闲着没事，很花痴地谈了一下午范冰冰似的。为此，陈丹青后来还在另一个场合里训斥当今中国媒体之堕落。 本来我觉得这也挺好，让文化沾点娱乐的星光，不失为一道续命苟存的良方。可事情若是一再重複发生，那又叫人情何以堪呢？上周我在杭州有场讲话，主办怕我敏感，不让我早定主题，最后搞成了一局漫谈。但我还是尽力整出一条线，从朱陆异同讲到《伊利亚德》，看古人研读经典的意义何在。没想到第二天报纸出来，标题变成了《梁文道：韩寒是下一个鲁迅》以及《梁文道：金庸加入作协毫无意义》。可怜朱晦翁陆象山泰山乔岳，皆不及韩寒金庸夺目。记者并不关心我的主题是什麽，他们只对市场负责，只对自己代表市场提出的问题感兴趣。可堪告慰者，乃金庸韩寒仍能形成一个市场。恰恰是这种文化市场的出现，使得金庸自动申请加入作协的举动变得那麽不可思议，那麽荒诞。 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在大陆作家手中接过名片，上有国家一级剧评人的头衔。当时我还很不理解，怎麽剧评人也有国家评级？那一级二级又该如何评定由谁评定呢？后来我才渐渐明白，这不只是个荣誉，还是切切实实的身份待遇；好比经理、高级经理和总经理一样，三级作家、二级作家与一级作家也有很实际的差异，他们领的薪资不同，分配到的住屋不同，生病能去的医院也不同。而这一切的不同又都可折算为官僚体制的等级，例如王安忆，贵为上海作协主席、全国作协副主席，她的身份便相当于副部长的级别。 也就是说，作协是种把作家纳入官方体制的机构，让作家（尤其是专职作家）全都变成公务员，领取国家的好处，接受政府的俸禄。在改革开放之前，作家和其他艺术家都必须是文艺战线上的一员，除此之外，再无谋生之径。不能单靠稿费版税，不能卖画求存，也不能凭上佳演出在市场争出一条活路。可现在，文化产品的市场形成了，像韩寒，光是版税就能过上相当体面的生活，又何必要国家颁个一级作家的身份让他分配一幢好住处呢？所以他去年火拼作协的时候显得特别有本钱，能够直斥作协内的专职作家都不是好作家。比起韩寒，金庸简直更是华人文化市场的天皇，百年来第一富豪作家。他要加入作协，难道谋的是副部级医疗待遇，甚至部级的养老服务吗？ 作协当然不只是实际利益的分配工具，它还是象徵资本的分配系统。很久以前，加入作协，得到分级，你才算是个有身份的人，才算得上是个好作家。可如今，相对独立于国家体制的文学场域又见成形，相对于官方评定的天下公论也早已回归。圈内圈外都知道，国家一级作家不一定就是真正的国家一流作家，全国作协主席铁凝也不一定真是全国文坛祭酒。作协的象徵作用又还剩下几斤几两呢？最主要的问题是这套体制强把文学场内的身份化约到一套官本位的系统，不只用官僚级别的方法判断作家的地位高低，还使得文学艺术的尊严屈从在政治的权威之下。例如全国作协主席是个部长级的职位，那是不是意味着全天下排名第一的作家的象徵资本还及不上国务院总理呢？当然不能，因为这根本是两套不可比的系统。中国固然有以官职代别号的称呼传统，但有谁会相信杜工部王右丞传颂千古，全凭他们的官做得够大？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以一句汶川地震灾民“纵做鬼也幸福”名扬天下，莫非我们以后会把这位王副主列进杜甫、王维等人组成的仙班？ 虽然阿来和贾平凹等一众好作家都是作协成员，但他们生在内地，各有因由，我们外人不该置喙。可金庸他是何等人物？公认的武侠小说宗师，影响几代人的小说大家，理应是国家领导人对他敬重有加才对，又何苦自贬身价跑去和官员们部来部去？ 天子呼来不上船。假如我是金庸，我宁愿继续閒话范冰冰，也好过自动报名加入作协，再等人家通知你的申请被接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