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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大家谈]之陈碧秋访鲁之洛

陈碧秋访谈 黄高远 2006-12-29 08:33:00
黄高远点评:鲁之洛先生也是“文学湘军”的重要一员。他本名为刘伦至,1935年生于武冈城关镇,退休前为邵阳市《新花》文学杂志主编、邵阳市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理事。

时间:12.22

地点:网上

人物:鲁之洛(武冈文学宿将,当代作家,邵阳文联主席,《新花》主编,著有《路》等长篇)

陈碧秋(武冈论坛总版主)

碧秋: 鲁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之洛: 请不要客气。我这老头虽没别的优点,有什么讲什么的优点还是有的,我是可以做到有问必答的。

碧秋:鲁之洛是您的笔名,请问您这个笔名有讲究吗?或者说,有某种寓意,有某种寄托

之洛:鲁之洛这个笔名谈不上有什么讲究,或寓意、寄托,倒是有一个颇有趣的故事。我是十五岁参军,十六岁开始学习写作的,年纪虽小,决心很大,一定要攻下写作这个堡碉,便起了个“攻坚”的笔名,活跃在邵阳和湖南省军区的报纸、杂志上。十七岁那年,认识了军分区机关的文化教员谭介球,他长我几岁,在参军前就在长沙一家晚报做记者,参军后用“胡洛”的笔名在部队报刊上发表不少好文章。我很佩服他,他也很喜欢我。有一次,几位战友偶而聚在一起天南海北地聊天,不经意地聊到笔名。谭介球说:小刘,你怎么取个“攻坚”的笔名?既不像名字,含意又浅露,何不像我一样也改个什么“洛”?我知道他的笔名充满雄心,隐含“湖南纸贵”之意。心里也痒痒的,便说,那就叫“刘洛”吧。大家说,“刘洛”虽像个人名,但叫起来不好听。谭问:你妈姓什么?我说姓周。他听罢,高兴地一拍巴掌,说,好了,就叫“鲁洛”吧。大家都说好,我却不解,问:为么要姓鲁?谭解释说:你妈妈姓周,鲁迅姓周,妈妈姓鲁,笔名姓鲁,你依着周姓,不妨也姓一回鲁。大家都觉极妙,就这么定下了。过了一段,我觉得“鲁洛”二字过狂,叫起来也别扭,便在“鲁洛”之间加了一个“之”字,并作了“山东的美好洛水,以喻鲁迅的好学生之意”的解释,从54年开始,除偶或用过鲁丁、鲁夫、艾菲、一丁、龚正华等其它笔名外,一直坚持用鲁之洛这个笔名。

碧秋:“默默耕耘,生命不息,写作不已”,假使我没说错的话,应该是您的座右铭。而事实证明你确实是这么做的。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在创作上,您比很多青年作家要多产。您能给这句话以新的铨释吗?

之洛:“默默耕耘,生命不息,写作不己。”的确是我的座右铭。它不仅是我写作的自励,,也是我的人生处向。这三个短句的连缀,是我五十多岁时根据自己几十年来的人生、写作实践概括定下的。我是个重实践的人,凡是做什么事,只要做了,就有一种一做到底,不问收获,非做个水落石出不可的蛮劲。对自小情有独钟的文学,尤其是这样。稍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明白,我所处的青、中年时代,是一个十分强调家庭出身成份的时代,家庭出身成份基本上既是衡量人的人品、信用度的标准,也是衡量作品的高下的标准。是“以人取文”。没多少才气的我,家庭出身又是地主,文字能发表巳很不错了,要想这些文字得到赞扬,是难上加难的。这是无法改变的定式,以后这种情况虽有所改变,但随之又盛行权势、追风之风,仍难公平地还文学的价值。面对如此现状,原本只是纯然对文学的痴恋,并没存靠文学求生存、图闻达的我来说,坚守文学家园,默默耕耘就是唯一的心愿了。

碧秋:我记得,您曾经给郭沫若写过信,就为“武冈的凉茹比长沙的凉茹好吃”之争。这事后来成为文坛佳话,蛮有意思的,你简单说说好吗?

之洛:那其实是太年轻了的莽撞行为。本来不为人知,是散文家叶梦将这事写进了她的文章,以她的名文而传出去的,根本称不上是什么“文坛佳话”。我自小就有认死理的毛病,1956年,部队实行军官探亲假制度,那年夏秋之交,我回了一次武冈,这正是凉茹上市的时候,吃着武冈嫩甜如雪梨似的凉茹,不免想起不久前读的郭老的《洪波曲》中对长沙凉茹的极力夸赞,心里很不服气。心想比起武冈的凉茹来,长沙的算什么凉茹,便抑制不住地给郭老寄了几个,请他品评。做了这事后,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是如何的幼雅可笑,一个无名人士寄去的东西,能到郭老手中吗?即使到了,郭老会品尝吗?这种莽撞只能说明我的无知和较真。碧秋:请您说说您是怎样走上写作之路的?

之洛:我走上写作之路是很平常的事,我的生活道路也决定了我行有余力,只有学文。我六岁开始读书,那时的小学,课外活动也是很多的,常有各种竞赛,如唱歌、跳舞、智力测验、画画之类。我天生嗓子不好,又缺少机变的能力,只有画画还算可以,可惜又因父亲望子成龙心切,让我去跟一位很有本事的画师学雕竹艺。画师是高人,不懂儿童心理,让我学的第一课就是在一个竹筒上雕山水画,那繁密的笔法,令我一看就发愁,才雕完一棵小树,手就痛得难当,这成了我的畏途,从此我宁肯挨打挨骂,也不愿去碰画了。这时,恰好一篇秋游的作文得到老师的赞扬,接着参加全县小学生作文比赛又得了个第五名。一年以后进了初中,偶发感叹的诗作接连被县报采纳了。初中毕业后参加解放军,在邵阳龙山地区剿匪,我这个小兵无事寻事做,订了草纸本,每天记日记,记下农村的一些小故事,不久调入军分区政治部机关,周围有很多来自名牌大学的大哥哥大姐姐,在他们的影响下,形成读书风气,同时学着根据剿匪时记下的这些故事,编自己心中的故事。居然出了第一件产品——《娥英姐》,当时的《资江报》分几期连载了,接着又有写部队故事的《眼光放远啦》、《破浪前进》、《连长的扁担》等分别刊在湖南军区的《战士文艺》和中南军区的大报《战士报》上。这都是1951、53年间的事。53年春调到邵东武装部后,开始向地方报刊投稿。特写《翻身枪》、小说《水退之后》,就是54、55年之间的习作,也是我最初的文学意义的写作。那时还没有“唯成份论”,我也就得到了湖南省文联的重视,并在老编辑、作家周微林,理论家、老编辑冯放等的指导、帮助下,不断有所进步。自此之后,我的写作便成了生活习惯,无论是顺境、逆境,都没中断过,只要心里有话,就必然诉诸笔端。就这样一直写到如今七十多岁,也没停止。

碧秋:很多作家在刚开始起步写作时,都有以某个作家为榜样的。换句话说,受到某作家的影响。请问,您是这样的吗?

之洛:一个酷爱写作的人,在起步之初,有意或无意受着某一名家的影响,甚而至于是终生的影响,这是必然的。试想,不是被名篇的动情打动,又怎么会走向文学呢?而且往往这种被打动进而到走向,还是情不自禁的。我就是这样。我最初接近的文学作品是古典的《三国演义》和外国的《鲁滨逊飘流记》。那是八岁时日寇入侵武冈逃难的前夕。一个极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这两本书(我在〈小城旧韵〉中详细地写了当时的故事),并且硬着头皮啃了它,自然无法读懂它,但〈三国演义〉的某些故事,和〈鲁滨逊飘流记〉的传奇色彩,却是深深打动和感染了我的。这是世界名著对我的最初感应。真正对我写作起着指导意义的是女作家肖红。上初中的时候,语文是校长王监清兼教的,他不用教育部审定的教材,另用了叶圣陶、夏丐尊合编的开明书店教材,有篇课文是节自肖红的《呼兰河传》上的《火烧云》。《火烧云》诗一般的情调,和色彩的美,深深打动了我这颗少年的心,我迫不及待地找来了《呼兰河传》读了,我虽不是为了要当作家去学它,仿效它,但却在不知不觉中,深深受到她情致、笔调等方面的影响。这是无法否定的。

碧秋:还有,作家们都有至少一部自己喜爱的小说。比如王蒙喜欢詹.傅瑞姆的《天鹅》;叶兆言喜欢鲁迅的《在酒楼上》;贾平凹喜欢张爱玲的《金锁记》等等,请问,您喜欢谁的哪部作品?

之洛:你列举的都是名家的崇拜,我非名家,所以法乎其中,得乎其下。我喜欢的是肖红的《呼兰河传》。不管评论界如何定论,在我的心目中,它应是中国最伟大最优秀的文学作品。

碧秋:您写出了《路》等多部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带给您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之洛:请原谅我纠正你的这个说法:我只写出过《路》等几长篇,它们都只是还过得去,算不上优秀,同时也不曾有评论家认真注意过它们,还说不清评论家会怎么看它们。对作为作者的我来说,唯一的收获是明白了优秀作品不是轻易写出来的。我曾经在听到有人夸自己某篇作品如何如何优秀时,发过这样的感叹:某某和我的悲剧是:他读书不多,还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作品,所以没写出好作品;我是喜欢读书,也读了一些书,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好作品,也没有写出好作品。这体会,应是我难得的最大收获

碧秋:您回过头来,怎么看待您自己的作品?您重读自己的作品吗?

之洛:我曾回头审视过自己的创作,不是重读,而是从记忆中思索。它带给我的,首先是一种伤感。试想,满腔热情地写作,几乎是投入一辈子的业余时间,却没能写出什么值得称道的作品,能高兴得起来吗?自然也有足可自慰之点,那就是我确是忠实于生活的。在生活面前,我没有虚夸,也没有着意粉饰什么,我一直不曾出卖良心,我所写的,生活就是那个样子。再就是我在进步,一步一步地札实走自己的路,既不因循守旧,也不起哄赶时髦,可慰的是还是与时俱进了的。对于旧作,很难得重读,特别是长文无法重读,一是没时间,二是少兴致。对三、五几篇短文,有时兴之所至,倒是忍不住重读的,且读得津津有味。如对短篇小说《同车女客》,散文《海边听风》、《夕阳醉人》、《酒的座右铭》等。

碧秋:说说你的《路》的创作过程好吗?

之洛:《路》是特殊年代、特殊条件的产物。那是领导出题目、下命令,再融会作者自己的生活而成的。这种创作,基本上是有悖创作规律的。关于《路》的创作、出版过程,我曾在一篇叙述我的创作经历的文字——《五十年创作路》中,有过这样详尽的记述:“文革后期,我参加了湘黔铁路建设,那种火一般的劳动生活,使我确有一种如得新生的激动感,这段时间,我常常沉浸在一种矛盾心态中。从个人的利益出发,我宁愿远离创作,因为“创作”让我吃着大苦头,我多次在心里下决心,今后要远离创作;但现实生活的感染和难以排解的习以为常的文学情结,又常常使我抑制不住地生出写作的愿望,这使我难以避免地时而情不自禁地在脑子里调动生活素材,勃动着写作的欲望。尽管这样,我仍不敢作写作的痴想,因为我不愿再冒这种险。一年叫蛇咬,十年怕进山,这是最朴素的唯物主义。不过事情往往不是按个人的意志发展的。就在我内心里暗自矛盾着的时候,省铁路指挥部作出要写一部反映铁路建设的长篇小说的决定,而且这任务居然落在我的身上。1971年的一天,邵阳分指的政治部主任傅 良,用专车把我带到怀化。第二天又应召去见省指挥部的曹公和政委(当时广州军区的副政委),是他亲自向我交的任务。这没有叫我受宠若惊,反感到特别的怯,担心弄不好又要挨批。我说了自己的顾虑,力辞不干。曹政委火了,说道:“狗就是吃屎的!”大约是他见我脸上充满受辱般的忿恼表情,又补充说:“你是搞写作的,就得写。写好了,表扬你,写得不好,该批就得批。不过我估计你不会自己找批,你会认真去写的。”我无言以对,只得接受任务。省指还专门派了一位团级助理员陪我沿铁路工地去补充素材。这位助理员也姓曹,上海人,原是海南军区的老资格文化干事,那时我还算青年,他却是名副其实的中年了。我们从怀化出发东行,去沿路的民兵和工程队采访,稍闲时就谈论这部长篇怎么写好。我发觉曹助理员是个内行,很懂创作的规律,而且对人也能宽容。他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就写成什么样子,自己觉得怎么写好就怎么写”的主张很跟我的想法合拍,这使我顾虑大消,胆子渐渐大了,创作欲望逐渐高涨了。一路之上就有了跃跃欲试的冲动。大约是五天之后的黄昏,我们到了溆浦,正碰上停电。曹助理员见我有点情绪浮动,知道我有动笔的愿望,便向服务员要了十几支蜡烛,就在这烛光之下,开始了


《路》的写作。之后我们又从新化转而北上,到了吉首时,我已写出五、六章了,曹助理员读后,说:“写得挺顺的,回去坐下来写吧!”三个月后,《路》的初稿出来了。这时,林彪机坠人亡,铁建工地上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曹公和政委已回到广州,曹助理员也已返回海南。我面对那大叠手稿,情绪黯然,满以为会变成一堆废纸。不想在这关键时刻,我的老战友、邵阳分指的副政委欧阳昆关心这事了。他说首先是要把稿子保存下来。在他的组织下,动员了分指机关十来个字写得好的同志,分头用复写纸誊写了四份。省、地、县指挥部各保存一份,另送省革委文化组一份。我一直对这件事心怀感激,因为这的确起了救起《路》的作用。我以为这是欧阳昆同志为党的文艺工作做了一件好事,也体现了党组织对我的关怀和培养。


《路》之所以能在四年后的1975年出版,就是保存在省革委文化组的那一份稿子起的作用。只要稍有点历史知识的人就会知道,在那十亿人民八个样板戏的年月,要出一本书是多么不容易呀,出版部门把眼光扫到《路》上来,的确事属偶然,那完全是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关注所引起的。珠影资深女编辑胡惠玲来湖南组稿,在省革委文化组众多的手稿中,看中了《路》,并给了一句“作者真能写”的评语,于是,几个月后我就带着《路》的电影剧本稿去了珠影的剧本创作学习班。三个月时间内,开始在老导演王为一等的辅导下,修改工作还算顺利。可惜好景不常,风云骤变,一个月后,突然王为一靠边站,学习班里如临大敌似的一而再,再而三地传达“三突出”的一套,所有的本子都得往那个套子里钻。我和所有的学员一样,在“三突出”的套子面前,表现出绝对的无能。结果三个月成了一场一无所获的游戏。这以后不久,湖南人民出版社也看中了《路》,自然也要按《三突出》的套子改。在权衡利弊之后,我决定放弃生疏的电影,而集中精力改小说。这是一次极艰难而又极费时的修改。领导和编辑的耐心都是空前的,他们以两年多时间等待我的领悟和灵变。在这种马拉松式的修改过程中,我采取除两点不改其它都可改的原则。不肯改的两点是:不出现“走资派”(因为有明文规定铁建工地不准搞文革);不写人为的所谓的阶级敌人破坏(因为反复到各铁路施工队座谈,也不曾举出过一个实例)。感谢主持《路》的出版工作的王勉思同志,她的求实精神和宽容态度,使我的原则得到了尊重。但遗憾还是大的,因为正式出版的毕竟与原手稿大相径庭,如有机会,我真希望能重出一次,两相对比,会给人以启迪:正确的指导思想,对于文学创作的发展该是多么重要!”以上就是《路》的写作 、出版过程。

碧秋: 《路》可以说成是您的代表作吗?目前为止,您较满意的是哪部作品?

之洛: 《路》是我创作而又得到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它不是我的代表作。在写《路》之前的1963年,我写过一部反映教育战线生活的长篇——《帆》,也就是文革中被造反派从作家出版社上海分社调回来烧毁的那部手稿。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一部自己十分满意的作品。朋友们为了鼓励我,夸说《小城旧韵》可算是我的代表作,我同意这个看法。

碧秋:很少看到你写诗,您不写诗?您是怎么看待诗歌的?

之洛:像所有的文学爱好者一样,我步入文学也是从诗开始的。十三、四岁时,我发表的就是诗。记得49年冬我刚穿上解放军军装时,就被一位叫肖荣发的战友拉进房里,他指着贴在一本精致的笔记本上的一首题名《钟声》的诗问我:这是你写的?我点头。他又问:你这个刘伦至就是这个刘伦至?我也点了点头。50年代初期,我用攻坚的笔名发表过一些诗。以后觉得都像快板,写来写去很乏味,就不写了。九十年代末,我还用“艾菲“的笔名在《湖南文学》发过一首小诗,没人知道是我写的,只有副主编王静怡猜出是我写的。她问过我,我笑着否定了。我以为诗是情感的爆发,是所有艺术中最高最精致的品类,要写好一首诗是极难极难的。

碧秋:如果说一部小说是一个梦,那么,我们可以说小说家就是在白日做梦!你赞同这个观点吗?为什么?

之洛:我不赞同这个观点。我觉得用梦来比喻小说很不恰当的。因为小说是生活的反映,尽管任何作家,特别是优秀的作家,都会有丰富想象力,无时不是展开想像的翅膀,但作家笔下小说的人物、以及人物之间所构成的复杂关系,是具体实际的,是有血有肉的,而不是飘渺虚幻的梦。我喜欢这样的一种说法:作者构思写作小说,是根椐自己深厚的社会生活,营造心灵之中的理想王国。

之洛: 书是常读的,但越来越无法做到有计划。前不久读完周实的《写给phoeber的繁星之夜》,我以为这是一部奇书。正读着的是湖南作家王平的《王平小说》(上下两册),接下来要读的是(英)希尔的《天蓝色的彼岸》(重读)和(土耳其)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

碧秋:您的下一部创作计划是什么?方便透露给我们吗?哈哈

之洛:倒没有什么不方便的。我老鲁基本上是无秘密的。虽还在写,只是现在对文坛的许多痞状越来越反感,以致觉得写下去没多大意思,想逃到书画中来个古稀学艺。正在写的是一部儿童长篇。七十多了,还写儿童长篇,童心还在吗?是疯了,还是昏了?既没疯也没昏,是在完成一个宿愿,也是在知难行进一回,好碰个头破血流,就安静了,静下心来度残年。

碧秋:童年对谁都是难忘的。说说您的童年好吗?

之洛:关于童年,我说得够多的了,整个《小城旧韵》就是从我的童年说开的。

只是我个人的童年说得还不明朗。我说了,我是出身在一个地主家庭,那是一个封建大家庭。但我的童年并不如人所想的那么幸运。因为我是庶出,在封建家庭中的庶出,是这个家里身份最低的,加之我没心计,心里瞒不住事,好说直话,就更不讨人喜欢了,何况又处战乱逃难之秋,母亲去世又早,能有好日子吗?幸亏还有个好心肠的伯母,我才有了平稳的日子。

碧秋:您眼中的武冈应该是什么样?

之洛:这个问题太复杂,不是我能说清的

碧秋:您爱武冈吗?

之洛:谁不爱自己的家乡呀?我自然爱武冈,就不知武冈爱不爱我?

碧秋:一般多长时间回一次家?每回一次家是不是都多一丝家的眷顾?

之洛:我想,你这里说的家应该指的是家乡。因为作为巳过七旬的老人的我来说,我的家就是我现在的所在地——邵阳市。家乡我回得极少,因为那里除了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外,就没有别的直系亲属了,两个叔叔的家,也都在外地。至于家乡情,它不只是直系亲属的亲情,而是包括家乡风物、人情、文化习俗、独特风味的饮食等深嵌于心的种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一种感情。它们深深埋于心中,经久不忘的,即使走在天南海北,也会时怀眷恋。而且越是久未回归,眷恋之情越浓

碧秋:您能着重聊聊以回忆武冈为主题的散文集《小城旧韵》吗?

之洛:我先纠正一点,《小城旧韵》不是散文集,而是长篇散文。我构思之初就定位于“长篇散文”。或许是这名词过于生辟,人们不习惯,所以他们提到此书时,按习惯称之为“散文集”。这个小册子的成因我在书的后记,以及青年作家马笑泉为我写的序言中说得很清楚。它是久存于心,却一直没能鼓起勇气动笔,是在小马的激励之下下决心动笔的。它的主要部分是去冬在深圳避寒时写的,春夏回到邵阳时完的稿。很明显,这个东西受了肖红的〈呼兰河传〉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情调上。这是很奇怪的事,肖红写的是东北的生活,我写的是湖南武冈的生活,相隔差不多近万里。我是在初中读的《呼兰河传》,隔现在也将近六十年,六十年中再没读过它。文学的浸淫力之大之深可见一般。将武冈的经历写成长篇散文是偶然的,我在二十多年前就曾想着要写武冈的长篇小说,写它一百年的历史。这事曾得到武冈籍的著名编辑家龙世辉的鼓励,且两人有过一般性的交流。可惜我是业余写作,而这项写作是需要大量资料的,我的本职工作又太忙,无法完成资料的搜集工作,所以拖下来了,以后还能不能写,就难说了。

碧秋:还有,比您小十岁且受您提携的周宜地老师您应该是记忆深刻的。我们看过他的很多文章。对您,他可是始终感恩的!如果说周宜地老师是一匹千里马,那您一定就是那个伯乐了!跟我们说说他好吗?

之洛:我跟周宜地的友谊,已连续三十多年了,该说这是一种缘分。我俩是真实意义上的老乡,他住公堂上,我的老家是头堂上,都属东乡,中间只隔了个二堂上,他回家,必须经过我的老家。他读中学时,我在教中学,他是二中,我是一中。因不在一个学校,一直不认识。我也是文化大革命时知道他的。那时分两派。我虽名义没加入哪派,实际上是得到其中一派的保护的。各派都有自己的油印小报。他们那派的报纸印得很漂亮,我是很爱的,就向人打听那是谁刻写的,便知道有个周宜地,并牢记住二中有个钢板字刻得好的周宜地。恰在这之后不久,修三线铁路的号召来了,那是件震动全省军民的大事,几十万铁建大军开赴湘黔铁路工地,我被安排在武冈民兵师师部政治部,负责文字宣传,要编一份油印简报,需要一个会刻钢板字的人,我自然想到周宜地,一打听,他果然就在铁建民兵队伍里。那时民兵师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我过去在部队里的老战友,他们对我知根知底,所以是信任我的。我调周宜地的提议一经提出,虽有人内心不悦,但并没明显反对,便很顺当的成为事实。这是我与宜地的缘分,说不上是什么伯乐与千里马。宜地很有才气,且有奋斗精神。他生存能力的长进,他写作上的成绩,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文学方面的潜力,他和我一样,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是客观条件局限所致,是没办法的事,只能这样了。

碧秋:您觉得您现在算功成名就了吗?您怎么看“功成名就”的?

之洛:我认为“功成名就”四个字,是属于那些有大志向,并为之矢志奋斗的人的。我显然不属于这类人。我只是一个默默耕耘的人,而且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我对文学只是个钟情的求爱者。文学没有轻薄我,也没有如何眷恋我。这是我的幸福,也是我的遗憾。五十多年来,我幸运的是始终没有被文学所抛弃,却也未成文学的宠儿。作为业余作者,我可以知足了;而作为文学的求圣者,则为自已远远未及圣坛感到痛心的遗憾

碧秋:您怎样理解家庭和事业的关系?现在的男人啊,女人啊都为了事业和追求丢掉了家庭,

之洛:恕我直言,我首先觉得这是个伪论。“现在的男人啊,女人啊都为了事业和追求丢掉了家庭”,有这种普遍事实吗?好像没有。有的只是现在的男人、女人太多的追求实利,而又太多的缺少责任感了。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又是每一个追求事业者的极优良的港湾。家庭与事业不仅不矛盾,而且谐和的家庭,是一切事业的保证。历史上、现在,无数的事业成功者的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任何事业都是要在困难挫折之后才能达到成功的,事业的成功,无不包含家庭这一半与另一半所付出的艰辛。当然,美好家庭的建立光靠口喊的“爱”是不够的,真爱是需要牺牲精神作保证的,那就是男女双方都必须有责任感,对家庭的责任感,也是对事业的责任感。

碧秋:如果您不写小说,您会选择干什么呢?

之洛:再强调一次,写作从来只是我的爱好,而不是我的职业。我只是个业余写作者,或者说是一个业余作家。我有我的职业,那就是国家的小公务员,在工作岗位的四十六年中,我的主要精力都是用在组织上给我安排的各种工作上。在工作上我是克尽职守的,在部队我是小功大功功臣,在地方,我是两届邵阳市劳动模范,现在每年还享受劳模的补贴。

碧秋:您是怎样看待我们武冈文学的?

之洛:武冈文学人才济济,这是有目共睹的。现在后起之秀也在一波波地涌现,只要循着文学规律,切实奋斗,定会有大收获的。

碧秋:您曾是《新花》杂志的主编,毕竟《新花》是您一手带起来的,它就像您的孩子一样亲切的。简单说说您与《新花》好吗?

之洛:你提了一个很触动我的感情的问题。在我的一生中,与报刊结缘很深,从读初中开始,我就办过小复写报,以后又办过各种各样的报刊,虽然有的也颇有名气,但只有《新花》是国家正式批准在全国发行的刊物,而且是纯文学的。关于《新花》,我要说的话很多,详尽地说不是一时能说清的。我只诉你三件事:一是《新花》最初的筹办者是三个人,李岸、刘志坚和我。李是主编,我是副主编,志坚是编辑部主任。李岸去世后才是我的主编;二是《新花》二字,是诗人、郭沫若的女婿张澄寰韪写的;三是《新花》的取稿原则是“不以人取文,不以名取文,而以文取文”,《新花》是认真执行了的,这是《新花》的骄傲;四是《新花》的正式发行的第一期发行量是三万多份。

碧秋:我也想尝试着写小说,您给指导下好吗

之洛:这个题目太大了,是我担当不起的。作为新朋友,而且是老乡朋友,说点自己的粗浅感受供你参考吧!我觉得首先要坚信:小说是从生活中来的,是人性、人情、精神的凝聚,小说光有趣而没有思想是不行的。要真正司清什么叫文学?什么是小说?要满腔热情参与生活,投入社会,去熟悉各种各样的人,了解各种各样的事,特别要向群众学习语言。再就是要记住任何艺术品,当然包括小说,是以质量而不是以数量取胜的,丁玲挨批的那句“一本书主义”的话,不应是毒草,而应是金玉良言。期望你好好写好第一篇。要稳得住,莫争奇好胜,切不可将某某出了几本书了的传闻当一回事。湖南很优秀却名气不大的作家王平有句值得牢记的话:“我在出版圈子里混迹多年,眼看着各色闲杂人等一不留神就出了一本,跟得屙屎一样,随随便便。”这话应是一种忠告,值得好好记取。网上常好起哄,这是需要警惕的,否则,容易冲昏头脑。

碧秋:听周宜地老师说,您的字写得很好。再在这里和我们说说您眼中的书法好吗?而我也算个书法票友。我愿意倾听您的教诲。

之洛:我们这一辈的人,从开蒙入学就特别强调写字,而且是写毛笔字,我就是得力于读小学时的写字基本训练,我写的字,谈不上好,只是端正、看得过去而巳,更算不上是书法。老诗人于沙有句话讲得很真切。他说:鲁之洛呀鲁之洛,你的字写得好是写字,我的字写得好或不好是书法。他讲的是大实话。是他的话使我猛然省悟,明白了原来写字与书法是有区别的。我确不懂书法,更不敢奢谈书法。我是准备要练书法的,想来个古稀识艺。到时候我俩再好好切磋一盘吧。

碧秋:好的,好的。我向您学习!在此,我代表论坛全体同仁向您致敬! 拥抱!


后记: 此文稿最后由鲁老整理。并得到黄三畅老爷子,刘奇叶同志,散文家叶梦老师的鼓励。感谢几位前辈对武冈论坛的支持,对我本人的支持,对本帖的支持!同时,这给了我将这个系列的帖子继续做下去的信心!希望武冈论坛的每一个文学作者都用心看看!我相信,鲁老的话能给您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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