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宜地是我的老朋友。
和他见面前，我先读过他的作品，那是登载在湖南日报的一篇快板书，叫《野营路过磨石冲》，署名“武冈农民陈实”。我觉得很有味道，很羡慕那个农民同行。那是1973年早些时候。到了那年10月，当时的武冈县文化馆抽调了几个业余作者去编剧本，我和他都在其中，会面交谈后，才知道他就是“陈实”。
宜地为人朴实，豪爽，待人热情，真诚，与人为善，或者说讲良心。他在武冈的时候，一家人蜗居在原来的文化馆里的一间2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房子的中间用一个柜子隔开，算是有内外之分。好多好多个晚上，我们一些文学朋友聚集在他家里，谈天谈地谈文学，打哈哈，还有瓜子剥，还有开水喝——是他的太太陈夫人准备的——搞得小房子乌烟瘴气，他们全不以为意。平素里，哪个文学作者有什么构思，和他讲，他会很乐意地出主意；哪个文学作者写了初稿，请他看、提建议，他会十分认真地看，十分负责地提。哪个文学作者发表了作品，他会由衷地高兴。他是一个很有亲和力的人。
后来他在武汉大学读书的时候，同学们都亲切地称他周大哥，他还是中文系党支部的青年委员。1990年6月，中文系有四个预备党员要履行转正手续，那是四个学生，根据他们的表现，准予转正也可以，不准予也行。系里全体党员开会讨论的时候，大家都不好发言。支部书记便对宜地说，老周，你是支部的青年委员，又是同学中的老大哥，你说说吧。宜地对那几个同学是很同情的，认为他们参与了不必参与的事，初衷应该说是好的，而且，当时大学毕业还不像现在一样自己去找工作，还是由学校统一分配的。如果预备期结束不能按时转正，肯定会影响他们的分配。这对那些同学，包括他们的家庭，该是多么大的打击呀。究竟该怎么发言呢？他拿过有关文件，一字字细看，心里盘算着该怎么发言。他终于从文件里找到可以让那四个预备党员转正的依据，于是发言说：“按文件规定，这几个同学属于犯错误，应按犯错误的情况处理。这些同学既然在学校能入党，说明他们以前的表现应该是很好的，要不就入不了党。这次虽然犯了错误，但是认识很深刻，有改进错误的诚意和行动。鉴于这种情况，我认为应该给他们办理按时转正的手续。”他的意见，得到大家的同意，当即形成支部决议，同意他们按时转正。那三四个同学毕业离校前，都找到他，对他说，谢谢老大哥。这件事，宜地写了文章，说：“每每想来，也还有点小小的得意，至少还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是的，宜地是讲良心的人。但是，他又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四川汶川那场8级地震，宜地自然也十分关注。他在一个网站上读到一个美籍华人写的关于救灾的文章，觉得那人不该那样事不关己又说三道四、冷嘲热讽，就愤而写文章辩驳，言辞甚是慷慨。
他又是一个很看得开的人，在他眼里，今天比昨天好，明天肯定会比今天强。不管怎样，老百姓的生活是比改革开放前好多了。
在创作上，宜地是一个很能抓题材，很会编故事（可能与他在祁剧团担任过编剧有关）、很能纯熟地运用语言的人。既如此，他的作品题旨有深度，显得厚实、凝重，又很读得下去。改革开放之初在《湘江文学》（后改名《湖南文学》）发表的中篇小说《九癫子说书》、《拗相公出山》，可谓轰动一时，直到现在，当时读过两部作品的人还戏称他为“九癫子”或“拗相公”。他编剧的大型现代祁剧《光棍娶亲》演出时，场内气氛悲喜交加，座上几乎没有不流泪的。1982年他在《当代》第6期发表的《街坊》，也是好评如潮。1985年在《萌芽》第6期发表的中篇小说《家规》，引起广泛关注，《中篇小说拔萃》转载了，《文汇报》、《湖南日报》都发表了评论文章，
最能体现他的创作风格和水平的，应该还是他1990年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的长篇小说《红蛇》。关于这部小说，原《湖南文学》主编、著名评论家潘吉光如是说：“作品围绕新寨林木贸易联合公司总经理――寨王企图吞并侯九爷的责任林与设计圈套选择儿媳妇两条线索，编排了一幕关于爱、关于恨、关于命运、关于人格的活剧，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复杂真实的人物形象，也向读者传递着一种异乎寻常的沉重与压抑。 ……让读者通过感受沉重与压抑，去读解一场现实与传统的对话。” “这场现实与传统对话的浓郁的、以巫楚文化为基调的文化氛围”是，“老林苍茫，恶嶂迭出；雷鸣慢闪，红蛇出没；山洪暴发，浊浪排空；设坛活祭，牛角悠悠；万物竟生，生死经相搏……人与神，文明与愚昧，现实与梦幻，相互交织，浑然一体。有醇香的苞谷酒，有粗野的山歌，有舍命的斗殴。在古朴、侠义、正直、豪爽、嫉恶如仇又不乏狡黠、野蛮如大山般的大山子孙的身上，闪烁着生命的原色；在神秘、原始、粗犷而又简单的祈求神鬼的傩舞、法音里，流动着梦幻的本质”。（潘吉光《现实与传统的对话》）我以为，一部《红蛇》，宜地把对农民的爱、对农民的希望、对农民的祝福作了尽情的倾诉和祈祷，当然，也对农民的落后、狡诈、愚昧进行了恨铁不成钢的鞭挞。
他于1988年辞去当时的武冈县文化局副局长的职务，将妇挈雏，移居位于湖北十堰的东风汽车公司（二汽）。到了湖北之后，考入武汉大学充了电，视野也更开阔，创作就更上了一个档次。《红蛇》是在武冈构思的，是在湖北写成的。之后，我常在一些知名文学刊物上读到他的小说。比如《当代作家》上的中篇《父亲的寓言》、《小说》上的中篇《试验人生》、《长江》丛刊上的小长篇《昨日的网》、《长江文艺》的中篇《水绕青山》、《湖南文学》上的短篇《黑光》、获“花地佳作奖”的短篇《井边应该有棵树》等一系列作品，这是他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这一时期，他同时介入了公安文学的写作，发表了一系列中篇侦探小说，出版了侦探小说集《零点劫案》，并有多篇被收入相关书集。作品情节扑朔迷离，悬念迭出，特别能吸引人。因为将侦破工作写得很“真实”，很多人以为作者一定是老公安，于是就有“警官周宜地”的传闻。
谈到为什么写作时，他说，“一是想出点气（对不平事），二是弄点油盐钱（挣一点可怜的稿费），三是我的作品是反话正说（将现实中的反面形象写成作品里的正面形象）”。我知道，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为社会贡献精神食粮。我还记得他对我这样说过：常常看见一些孩子好几个围在一起看一本小人书，就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写书，要写好书。
宜地创作有个好习惯，就是动笔前先打好腹稿。未用电脑的时候，真正动手写起来他是不打初稿的，就在定稿纸上写。文思汹涌地写，一气写下去，不要做什么修改。《家规》是他在一次创作学习班上构思的。当时，别的人都动笔了，他还在睡大觉，一连睡了两三天。其实他是在构思。“睡醒”之后就非常流畅地写，三万多字，三四天就完稿了。中篇小说《棕妹》，我守着他写了好多页，往往写几页，才偶尔涂掉一个字。他还有个习惯，就是构思时，先要给作品取好题目，说有了好题目就往往能得到灵感。他曾给我还没动笔的文章题写标题，我说是“菩萨没塑好先塑好卵子”。他说，有了这个，还怕塑不好菩萨？应是有道理的。
宜地提前办了退休手续，几年前，就受聘于广东的《安全》杂志，是业务负责人，由“警官”变成安全方面的行家。当然，他没有忘怀文学，我常在互连网和一些刊物上读到他的大作。他每过几天就打电话来，和我煲电话粥，谈天谈地谈文学。我说，我们两个老家伙还可以写十年，他很赞同。他说他有两三部长篇的题材，有生之年一定要写出来。他正在做准备。我等着读他的新作。
宜地是武冈城东的公堂人，他的屋就在公路边，是一座有很多房间的砖木结构房子。他说，过两年就要和夫人回老家来住。他在《我的归真园》一文里这样写道——
这也许是我一生最后的一个梦——归真园。将父母留下的老屋修葺整理一下，再筑上围墙，便成了我的归真园。待到不再当老打工仔了，回到我的归真园，好好地享受桑榆暮景。当然，返朴归真，抱朴守中,并非一定遵从道家无为之学，只是想守住做人的根本而已。老人留下的老屋，拙朴，简陋，陈旧，却有着我精神上的许多寄托。依着这老屋一木一瓦一门一窗，尽情地延伸我最后的梦。门口的空地，将是锄耕种菜之处，可采菜檐口下、悠然见云山。屋旁有一口小水塘，种点莲藕，养点水鸭，自然是一幅绝妙的小鸭戏荷图。背后的园子，遍植生命力极强的马鞭草，成其为绿地。周边种植长青的柏树，配之以老鼠刺。园门口弄一块石头，刻“归真园”以直抒情怀。闲来散步园中，悠闲自在。或许卧于草地之上，与天空相守望，与大地相呼吸，轻呤陶渊明《归去来兮》：“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如此，是不是隐于世呢？不是，我是一个念旧之人，却不是守旧之人。我知道，我不能大隐于朝、中隐于市，也不会小隐于野，做什么隐士。既想享受田园风情，乡村习俗，也想享受现代化带来的美好生活。网线拉到家中，可以神游世界；电话带在身边，可以与亲朋好友随时互通往来；自来水与太阳能热水器，可以为我洗去每日的疲乏；儿女若是孝顺，也可驾车归来探看；陋室闲厅，谈笑皆为朋友、往来无论老少；情之所至，或许还可以敲击键盘，写出自鸣得意的“鸿篇巨著”……因神恋而至神怡，由归身而求归真，老至如此，岂不快哉？！
如此令人神往，我和老伴应是老朋友归真园的常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