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妇之死”折射基层政府在权力使用上的随意，警方不能再成“帮凶”。
据《新京报》报道，5月11日下午，湖南武冈退休乡干部唐友顺再次被当地警方带走。4月28日，他因参与写作并递交“农妇邓元姣之死”材料，被武冈警方行政拘留10日，5月9日刚从拘留所释放。
唐友顺再次被带走，是刑事拘留还是行政拘留，涉嫌何种罪名？当地警方无视刑诉法抑或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法定告知义务，在恪守程序正义的今天，于法治而言无疑是一种公然的违背！
上一次被行拘，警方告知的原因是他参与了举报材料的写作，被指诽谤。然而从犯罪构成而言：其一、诽谤罪需凭空捏造事实，“没活动能力的邓元姣头部受伤”的质疑，显然有一定的事实依据，更何况他们举报的乡党委书记已被免职；其二、散播途径，诽谤散布的渠道往往是向社会公开扩散，而他们是向6个公权部门举报，和“扩散”何干？其三、于情节严重而言，难道被举报者的免职，可算诽谤的“严重结果”？
退而言之，即便构成了所谓的诽谤罪，其亦属于自诉案件，除非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这种特定情形唐友顺无论如何也套不上。就自诉案件的权利救济而言，“被害人自诉告发的，法院才受理，否则不受理。”当地警方是否能告诉公众，到底有哪个“被害人”找法院起诉了？
耐人寻味的一个细节是，当时一同举报的有多人，有人因四处下跪并写下保证书便得以释放。这传递的信号似乎是，“听话认错”的可以既往不咎，“坚持作对”的就行拘伺候。将低保和计生政策勾连，让艾绍金一家走入死胡同，最终引发了邓元姣死亡的惨剧。如果警方再和政府的权力勾连，基层民众的权益，更是无法保障。
“农妇之死”真相未明，警方“带走”举报人，不知道原因何在？“农妇之死”多少已折射出基层政府在权力使用上的随意，警方理应成为捍卫法治的最后防线，而不是反成“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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