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且著作等身，胡适应该是勤奋且严谨的人。近日读到他为一个名叫李超的普普通通女子做的传记，这个观念有了不小的改变。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我替这一个素不相识的可怜女子作传，竟做了六七千字，要算中国传记的一篇长篇”。在这六七千字的“长篇”里，竟然大篇幅一字不改地引用李超生前与亲友往来信稿达18段。从篇幅来看，这18段文字，成了这篇传记的主体。当然，或许胡适的本意只想通过有血有肉有思想有真切社会交往的一个人的短暂一生，把一个黑暗的、腐朽的、不平等的社会尽可能真实地、原生态地展现给世人，供大家指摘、批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胡适还真不愧为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传记中描述，李超是广西梧州金紫庄人，家产原本算得丰厚,年幼时，父母过世，便家道中落 。胞叔在全州做官时，李超也跟着在衙门里曾受一点国文教育。民国初年，她进梧州女子师范学校、女子国文专修馆读书，后又到广州女子师范、结方学堂、圣神学堂，后又回到广州结方学堂，最后进广州公益女子师范读书。但她仍觉得广州的女子学堂不能满意，后又多方辗转，好不容易筹得旅费，启程来到北京，进了国立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初做旁听生，后改正科生。然天不永其年，第二年因肺病住进首善医院调养，后又转院，病死在法国医院。年仅二十三四岁。
李超的生平，平凡而短暂。五四运动前夕，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因学术与社会活动，胡适十分忙碌，但仍不惜屈尊，忙里偷闲，为一个弱小女子作传，自然有其用意，正如在传记所说，“我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功夫作他的传呢？因为他的一生遭遇可以用做无量数中国女子的写照，可以用作中国家庭制度的研究资料，可以用作研究中国女子的问题的起点，可以算作中国女权史上的一个重要牺牲者，我研究他的一生至少可以引起这些问题。”从此而言，胡适真不愧为一个有良知、有使命、有担当的学者，在传记的最后罗列了对社会问题的思考。
其一是家长族长的专制。“尔五叔为族中之最尊长者，二伯娘为族中妇人之最尊长者。若不禀报而行，恐于理不合。”
其二是女子教育问题。“侬等祖先为乡下人，所有远近乡邻女子，并未曾有人开远游求学之先河，今尔若孑身先行，事属罕见创举，乡党之人必多指摘非议。举廷五叔及甫弟等均以为女子读书稍明数字便得。”
其三是女子承袭财产的权利。
其四是有女不为有后的问题。《李超传》的根本问题就是女子不能算为后嗣的大问题，古人为大宗立后，乃是宗法社会的制度，后来不但大宗，凡是男子无子，无论有无女儿，都还要承继别人的儿子以为后，即如李超的父母，有了李超这样一个好女儿，依旧不能算是有后，必须承继一个”全无心肝“的侄儿为后。
从时间推断，李超出生的清末，成长在民初，幼失双亲，跟随父亲的小妾长大，因父母无子又受“有女不为有后”的思想影响，便承继了胞叔的儿子，在此背景之下，不妨通过一介弱女子在民国初年之求学境遇，来体察彼此中国社会教育管理，李超求学时的家庭及社会环境：一是李超家境并不富有；二是女子社会地位较低，女子不得继承财产，女子不得继承宗嗣，女子不得读书；三是时代的更替，时局动荡，没有好的教育保障，在很多的地方，为了发展教育，要靠对妓女征收的捐税。以广东为例，民国时期，曾制订《广东省各县市筵席捐章程》，规定将所征花捐用以兴办大学，发展教育事业，中山大学能有今天，妓女功不可没。在教育如此缺乏保障之下 ，李超从十五六岁开始，到民国8年离世，短短几年间，先后在梧州女子师范学校、女子国文专修馆、广州公立女子师范、结方学堂、教会的圣神学堂、结方学堂、公益女子师范，北京国立高等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一是学校不设门槛。无论是梧州、广州，还是北京，学校间的进出、往返，进退自如，特别是两进两出结方学堂，更是例证，真正贯彻了2500多年以前孔子的办学思想，有教无类。
二是求学成本较低。李超决议到广州求学时，曾从梧州寄信给他的继兄。“计妹自辍学以来，忽又半载，家居清闲，未尝不欲奋志自修，乃天性不敏，遇有义理稍深者，既不能自解，又无从质问。盖学无师承，终难求益也，同学等极赞广州公立女子第一师范，规则甚为完善，教授亦最良好，且年中又不收学费，如在校寄宿者，每月只缴膳费5元。”5元的资费在当时处于什么状态，已难比较，但仅缴膳食一说，就足以让当今世人惊羡。
抛开家庭供给能力不说，李超能够自由求学在民国时期应该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共和国的缔造者，伟大领袖毛主席在17岁时曾改诗赠父，“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管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何处不青山。”当满怀欣喜来到东山精舍（学堂）时，他才发现这里教的是新学，自己上的私塾，很多的课程都没学过，好在学校开放与包容，接纳并让他一个1米7多的乡下牙仔与一群七八岁小孩一起，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起。如果李元甫校长没有为国家育才的善意，这个石三牙仔恐怕只能做一个普通的米店学徒，日后最多如他父亲，成为精于算计的掌柜，哪里会有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毛泽东？1955年在与东山学校同学谭世瑛的谈话中，毛泽东再次说起了东山学校在他成长中的重要性，“我进不了东山学校 也到不了长沙城 只怕出不了韶山村呢。”
我出生的湖南武冈东部一个名叫新铺街的小村落，成长在国家改革开放时期，幼时求学，有点类似李超，因启蒙较早，初一时刚刚十岁，因故多次中途休学，短暂转学秦桥三中，在法新中学读书达五年之久，其时的转学、停课、休学与复学，如家常便饭，在读初三第一期时，因家庭缘故退学，其时校长伍应尚亲自写信给我的父母，力劝我返校，言辞真诚恳切，并允诺如有困难，可缓交可减免住校伙食费，那种如父母般的关怀常常温暖在心，时至今日，我对那种不设门槛，不遗余力让每位学子成长、成才的教育状态心存感恩。
无论民国之初的李超还是毛泽东， 尚能自由求学，学校量能录用，因才施教，反观当今的教育保障，虽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教育条件有了根本性改善，但与社会需求相比，仍有不少问题，加之以就业压力的传导以及某些机构与媒体的误导，导致家长对于孩子成长环境过度追求，在优质学位供给不足，教育资源不均的情况之下，衍生出教育不公平、不公正以及行风不正等诸多问题，校中校、园中园、补习班、托管班，有的老师课堂不讲，课外专讲。资本向教育领域渗透，各种私立学校林立，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刘昌亚介绍2022年我国民办教育方面基本情况，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17.83万所，占全国学校总数的比例为34.37%；在校生5282.72万人，占全国在校生总数的比例为18.05%。其中，民办幼儿园16.05万所，民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1.05万所，民办普通高中4300所，民办中等职业学校2073所（不含技工学校数据）,民办教育的发展事实上把应该由国家承担的成本转嫁给家长。有的教育行政部门，搞地方保护主义，人为设置各种招生关卡，将一个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与家庭户籍、房产面积、父母社保相关联，编织得密密麻麻的招生政策沦落为某些人权力变现的工具，成为弱势群体的羁绊，在这种情形之下，更别想如李超一样从梧州到广州，从广州到北京，就算在同一个乡镇内的甲校到乙校，一个县区内的甲镇到乙镇，都有迈不过去的坎，两相比较，不得不让人羡慕李超时代教育管理对于学子的宽容，在教育负担上，如果与李超当年每月“只缴膳费5元”的待遇比较起来，那将是多少家庭的梦想。
教育是伟大的善行，承担为社会育人，为国家育才的重任，利在当代，功在千秋，容不得私心的干预，纵容一些地方政府以资本投入的形式保障教育，无异于饮鸩止渴，为社会树立了一个很不好的示范。各级政府应当全面落实宪法赋予的责任，均衡教育资源，在教育保障上少搞新花样， 把财力足额投入作为硬条件，切实保障每个公民享有公平教育的权利，并引领社会，重文兴教，以防不良资本逐利于校园。教育管理者应从人文关怀出发，把有利孩子成长成才作为一切教育制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释放教育管理者的善意，放开没有必要的审批，杜绝贪腐分子谋利于教育。
2023年5月6日于三河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