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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祭形式差异检视湖南人的“霸蛮”文化基因

金手指 2021-06-11 11:47 1

自1997年2月18日调入广州至今,我在广东生活已有24个年头,平日里因为工作,对地方的民居文化少有关注,今年清明期间的一趟竹海之旅,引发我对当地民居文化的观察和思考。

因为清明节高速免费,担心交通拥堵,没有安排远行,我计划就地解决清明假期。朱艳平是湖南宁远人,在四会工作,平时喜爱户外运动,无论是爬山或是骑行,争强好斗,从来是巾帼不让须眉,颇有湖南人霸蛮的味道,加之她心直口快,江湖人称“大炮”。我在南海,只有节假日才能参加他们的活动,因此只能算作半个驴友,恰巧她4月3日没有安排,决定跟我一道驾车沿四(会)广(宁)省道逆浽江而上,观赏沿江的百里竹海。行车至四会黄田镇政府时,透过车窗,见两岸玉竹叠翠,和风吹拂,美不胜收,心景相应,彼此最好不要辜负,我们决定放弃继续西行,向南越过黄田浽江大桥直接驶入南岸的竹海。

我们于竹林中穿梭约一个小时后已进入石狗镇地带,在一处村庄的入口处,巧遇她退休的同事兼驴友梁女士,盛情之下,我们不再推却,进屋小憩,也是好事。

她们用粤语交流,畅谈甚欢,我更加显得多余,反而给了我近距离了解观察当地民居习俗的机会。梁女士并不是屋主,她到女婿家作客。女婿有三兄弟,大学毕业后,都在外地做工,平日里少有回家,虽然在外发展不错,但少有时间回来打理,因此显得有些陈旧。房屋是普通的岭南建筑,一厅二房布局,厅就是湖南人所说的堂屋,土砖垒成,目测建造时间应该在80年代,或是年久失基,堂屋后墙出现一条大拇指粗细的裂缝,墙面粉刷石灰,无论是房屋的高度或是进深,相比武冈老家的乡下,均有不及,对于房屋的高度,我不认为是经济的原因,猜测应是受到夏季台风影响,以致岭南民居普遍不高。令我诧异不已的是堂屋的设置,在堂屋的正墙,仅仅张贴“福、禄、寿”三个大字,并没有香炉、神龛、对联等,从上至下,一素到底,与湖南乡下庄严隆重的堂屋家仙巨大的对比。因为第一次上人家,很多疑惑不方便问询,在返回的途中,我问“大炮”,是不是因为地处偏远,或是家庭文化经济的原因,以致堂屋的敬奉如此简陋,并且对于世俗利欲的索取如此直观,她说本地居民厅堂的设置,大都是这种样式,家家敬奉“福、禄、寿”三星。她的回答不仅没能够解开我心中疑惑,反而引发我对岭南家居文化的兴趣,并试图从中寻找家祭文化与现代商业文化之间的相生关系。

云浮安塘村是南海近5年来驻点帮扶点,随着5月中旬扶贫资产的全面移交,标志着精准扶贫工作将进入新农村建设的新赛道,为感谢村“两委”干部的支持,5月28日,我们邀请了对方相关领导到南海考察社区教育,并且顺道参观了康有为故居。

康有为是南海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光绪21年,当得知《马关条约》签订,他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史称“公车上书”。康有为故居座落在南海丹灶苏村,是一座典型的珠江三角洲民居建筑——“ 镬耳屋”, 为一厅、二廊、二房布局,硬山顶,始建于清代中叶,至康有为时,康氏家族已在此居住五代,因此亦称为“百年旧宅”, 是康有为出生及幼年生活、读书的地方。走入堂(厅)屋,只见正墙上沿设置有储物柜,在柜中部空缺一格,放置“福禄寿”三星神位(如图)。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书香门第,如此显赫的门庭,其中厅堂神龛设置与前不久在四会的乡下所见,并无区别,在此也印证了“大炮”所说。

后经了解,粤地土著供奉的大都是“福禄寿”三星,“福星”又称“福神”,他掌管人间福气的分配,“禄星”又称“文昌星”,掌管人间功名利禄,“寿星”是长寿之神。福禄寿三星,起源于远古的星辰崇拜,后演化成为岭南民间的世俗理想,人们希望过上多子多福,多田多寿,有功名有利禄的理想生活。从所敬奉的对象看,可以把“三星”抽象成普通人生活的本质追求,在现实生活中,“福禄寿”并没有具象,只有宽泛的概念,换而言之,只要能改善自己的生活,给自己带来好处,就应该祈祷或是感恩,这种敬奉实质是求取,是实惠,是互换,而无关道义和信仰,转换为本地通俗说法,就是“泥猴我猴代嘎猴”,在这样的的宗族文化、家祭文化的影响下,不难理解广东的务实,以及由此衍生的商业现象、商业文化,本地人所说的信息费、喝茶费,红包等,只有他们自己能深刻理解,在一种互惠互利的生存氛围中,极大地助推了社会信息的利用、生产要素的流通以及生产的发展, 也就不难理解当今广东所取得的商业成就,自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地区生产总量连续32年位居全国第一,截止2020年,已超过11万亿,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12922亿元,是全国唯一突破万亿的省份,放眼全球,广东经济总量已超过94%的国家和地区,如此的发展业绩,虽说有地理历史原因,但不能说与他们的家祭文化无关。

因为诧异于岭南如此务实的家祭形式,我不自觉地开始检视我所成长的文化氛围,或者说湖南人的生长环境,我甚至认为湖南人的“霸蛮”特质源于香火相传的家祭文化。

湘粤两地,地理相邻,但家祭文化的迥异。我出生在湘西南的农村,自幼见惯家家户户的堂屋和神龛,在堂屋的正面墙上,都设置神龛,不管家境好坏,文化高低,中堂和神龛的设置大体一致,主神位供奉的是“天地君(国)亲师”,有的人家,会把本家和外戚的祖先各列主牌位两侧,如果有文化气息的家庭,会在堂屋正墙两侧张贴对联,在主牌位下,有一个次神龛,规格较小,供奉土地菩萨,每逢初一、十五,家中长者都会烧香祈祷。小时候,我常常见到母亲杀鸡时,要将鸡血涂拭在神龛的坐基上,以示祭祀。

堂屋其实是旧式民居的起居活动空间,主要用于祭祀神灵、敬奉先人、接待宾客(如红白喜事),一个家庭中的婚丧嫁娶、红白喜事都在神龛前的堂屋里举行,显得神圣而庄重。家祭文化是最古老最传统的民俗文化现象,神龛敬奉神灵,祈祷天降祥和,地发五谷,国家兴隆,纪念先祖,不忘宗亲,饮水思源,心怀感恩,寄望保佑香火永传。同时,家居祭祀文化亦是中华文化、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宗族文化和人文信仰一代代传承的重要形式,是对宗族信仰的坚守。堂屋的这种设置和功用,在湖南的其它地方,莫不如此。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农村生活条件改善,住宅的建材、规格和型式都有所改进,但家祭的内容及神龛的规制没有太多变化。

湖南人的家祭文化首先敬奉的是“天地国(君)亲师”,祭天地源于自然崇拜,在古代以天为至高之神,以地配天,化育万物,祭天地有顺服天意,感念造化,祭祀君王源于君权神授观念,祈求国泰民安,在近现代社会,亦有爱国敬法之意,祭亲就是祭祖,由原始的祖先崇拜发展而来。“天地国(君)亲师”是传统社会中伦理道德的法理依据,根植人心,对民众的精神约束和信仰都产生巨大影响,但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把土地菩萨的牌位安放在主位以下,这种“先义后利”的价值设置与岭南民居的供奉文化形成较强反差,在农耕文化时期,生产条件落后,土地菩萨掌管五谷六米的丰歉和家禽牲畜的安危,不论是远古时期还是近现代社会,土地菩萨意味着安泰与财富,在天道至上而“利”在“义”后的文化生态下,家祭是在传递一种信仰和约束,旨在教育家族后人重“义”而轻“利”,为“义”而生,为“义”而舍。

只有信仰才能使人更加坚强,湖南人的家祭信仰和文化图腾让湖南人更加“霸蛮”,表现在好争好辩好斗,为“道义”而争,为“一口气”而争,为一个“内心认可的道理”而争,这种现象,让很多外地人不理解,但从湖南的家祭文化来看,却是最应该最合理的,因为这种“霸蛮”与“利”无关。

我出生在湖南武冈的小山村,自小常听到评论某人“霸蛮”时,流露着赞赏,这种语境对“霸蛮”的理解,类似于陕西人说的“拧”,但其意远比“拧”字要复杂,我们家乡所说的“霸蛮”应该有三层意思,一是“迂”,每个人固守自己内心认可的一种价值观,不论对错,坚守到底;二是“直”,行事风格,直来直去,没有虚招,实在而厚道;三是“蛮”,就是说有股韧劲,为实现心中目标,“吃得苦,耐得烦,不怕死,霸得蛮”。曾有记者采访邓小平,问哪个地方的人最能打仗,邓小平不加思索地说,“湖南人最能打”,从记者与邓小平的对话中,可印证中国的一句俗语,“无湘不成军”,当然,这种评价也就进一步认可湖南人“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的“霸蛮”形象。李绍为是湖南衡阳的一位农民,他得知福建漳州一工地需要工人,于是带着同村好友左家兵千里迢迢去到福建工地,后来左家兵酒后不治,李绍为“霸蛮”认为,“一起出来一定要一起回去”,于是将左的尸体用被子包起扮成病人,从漳州一路坐车到厦门、广州,最终虽被广州警方察觉, 左家兵的遗体在广州火化,但李绍为义薄云天的“霸蛮”行为广获赞扬,后来被改编成电影《叶落归根》,感动无数的国人。

“霸蛮”是湖南人最为显著的特质,霸蛮一词是方言,外省人难以理解,湖南人也难以说明白,不管如何,都不防碍对湖南人“霸蛮形象”的公认。湖南民居家祭文化中,敬奉“天地国亲师”,把“人道、国家、孝道和师道”视为天道,放在至高无上的境地,由此,不难理解湖南人的“霸蛮”,实质是他们对于内心认可的道义的追随与捍卫,不惜以命相许。

杨度是湖南湘潭人,近代著名的思想家与政治家,在晚清民初时期,有“旷代逸才”之称。1900年,他创作《湖南少年歌》,诗中写道:“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我家数世皆武夫,只知霸道不知儒”。杨度这两句诗,很大气的诠释了湖南人的操守和勇敢,也正因一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让无数湖南人引以为傲。

谭嗣同,湖南省长沙府浏阳县(今湖南省浏阳市)人,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人士,“戊戌六君子”之一。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参加戊戌变法,当西太后发动政变,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时,谭嗣同并不惊慌,置安危于不顾,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帝,但计划均告落空,在此情况下,他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他对劝他离开的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谭嗣同选择舍身就义,年仅33岁。以他的智慧,难道不知道生命的意义?在可以跑而不跑,可以生而不生的情况下,毅然选择以死明志,不得不让人赞叹,但凡有一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变通思想,他为变法而做的努力就不会定格在33岁,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将满腔热血“霸蛮”地泼洒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当然,历史也在此滑稽一回,作为戊戌变法的领袖,成长在敬奉“福禄寿”氛围之中的康有为,早已逃亡日本,尔后全球旅居,为保皇呼号,晚年回国,1927年3月29日,他带着无限的遗憾离开他的六位太太,享年71岁。

2021年6月8日于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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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手指

因为第一次上传后,有图片,产生乱码,几次编辑不成功,只好删除重发,抱歉。

2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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