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一份研究《岳阳楼记》的珍贵资料 (一)

（转）一份研究《岳阳楼记》的珍贵资料 (一)

——读滕宗谅《与范经略求记书》

（转自湖南知青网）


我们知道《岳阳楼记》一文是范仲淹应好友滕宗谅之托而写的，但对滕宗谅《与范经略求记书》却一直缺少应有的探讨。这对我们进一步研究《岳阳楼记》，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滕宗谅，字子京，北宋河南人。他与范仲淹是同科进士，也是庆历新政的积极参与者。庆历二年，他在担任泾州知州时，泾原路副都部署葛怀敏在定川寨被西夏元昊击败，西夏兵乘胜直抵渭州，泾州危急。滕宗谅为安定人心，曾动用公钱武装农民，犒赏士兵、抚恤死者家属。这本是临变应急的必要措施，但后来却被不满新政的保守派奏劾为枉费公钱。当时任参政知事的范仲淹，任谏官的欧阳修多次上疏辩护，但仍无济于事，滕宗谅被贬岳州，其时是庆历四年春天。

作为一个忧国忧民，正直有为的官吏，滕宗谅屈贬岳州后并不以迁谪为念。他夙兴夜寐，为民兴利除弊，一年多时间便把巴陵治理得“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第二年，他“不用省库银，不敛于民”，只榜示“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司马光《涑水记闻》）榜示一出，“民负债者，争献之，得钱近万缗。”（同上）这笔钱，就用作重修岳阳楼的经费。一年后，俟楼修成，滕宗谅即修书范仲淹请他为记，这就是本文介绍的《与范经略求记书》（以下简称《求记书》）。

全信七百余言，正文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提出山水楼观须有题记而且必须是雄才巨卿的题记方能流传久远；第二部分指出有唐以来虽有不少歌咏岳阳楼、洞庭湖的诗文，但“率无文字称记”,这就使“屹然而踞，岈然而负，轩然而竦，伛然而顾”的“极雄丽”的岳阳楼，就像一个人徒具形体而没有灵魂一样，还是不能传之久远；最后点明要写出传之久远的记文，非你范仲淹莫属的正意。读完全信，我们不能不为其使传久远的用心，恳切曲折的陈情，形象生动的文笔，精细谨严的逻辑所折服。更为重要的是，它对探讨《岳阳楼记》的许多问题，诸如范仲淹创作《岳阳楼记》的过程，《岳阳楼记》的思想意义，滕宗谅重修岳阳楼的时间等等，都不无助益。

(一)

《求记书》能有力地推证范仲淹创作《岳阳楼记》的过程。

《岳阳楼记》写成后，对范仲淹创作过程的探讨代不乏人。综其大要，主要有两种：一是范仲淹青少年时期随母在洞庭湖边的安乡生活过多年，来往亦经洞庭，这是写作《岳阳楼记》的生活基础；另一种说法是：范仲淹一生未到过洞庭湖，但在太湖边生活较长的时间，还到过射阳湖，波阳湖，对大湖风光耳濡目染，烂熟于心。因此能类比联想，把未睹之景写得似曾熟谙。

这两种说法哪种正确，至今尚无定论。仅以滕宗谅的《求记书》推之，到过洞庭湖说是不足信的。

首先，《求记书》较为详密地分析了范仲淹能胜任作记的一系列主观条件，却无只字提到他曾经生活在洞庭湖边，曾经亲自领略过岳阳楼的风光。《求记书》说之所以在千里之外郑重其事的向范仲淹寄求记书，主要是看重范的思想境界，志趣情操以及文学修养。

书信开首便说：“窃以为天下郡国，非山水环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足见他是何等地看重范仲淹。信中又说：“恭惟执事，文章器业凛凛然为天下之时望，又雅意在山水之好，每观送行怀远之什，未尝不神游物外而心与景接。能够“淡味而远托思于湖山数千里外。”

这些都说明，对范仲淹的思想境界，品性才华，滕子京是十分熟悉并深深佩服的。范仲淹的这些可宝贵素质，是记文成功的关键所在。对文章之道并非外行的滕宗谅一定很清楚这一点。要不然，他何不图个方便，请某个洞庭湖边的文人墨客或达贵官人敷衍成文呢？

其次，滕宗谅信中提到了从唐代到当时的许多名人及他们写洞庭湖的作品，并随信寄去一张请人绘制的《洞庭秋晚图》。他这样做，就是为了范仲淹在“涉豪之际,或有所助。”作为多年的挚友，范仲淹到未到过洞庭，藤宗谅应该是清楚的。如果真如有的评论者说的范仲淹在洞庭湖边生活过多年，那么，滕宗谅何必费这么多功夫，又是请人绘图，又是不厌地罗列一批唐贤宋人的诗文及作者？

如果这些还不足令人信服，我们不妨把话题扯开点，具体比较一下《岳阳楼记》与《求记书》，就可见出其中的渊源关系。

范记第一部分叙述作记的缘由直接依据《求记书》。《求记书》说：“巴陵西跨城闉（外门，内上西下土）揭飞观，署之曰‘岳阳楼’，不知俶落于何代何人，自有唐以来，文士编集中，无不载其声诗赋咏，与洞庭君山率相表里。宗谅初诵其言而疑且未信。去秋以罪得兹郡。入境而疑与信俱释。……自是日思以宏大隆显之，亦欲使久而不可废，则莫如文字。乃分命僚属，于韩、柳、刘、白、二张、二杜逮诸大人集中，摘出登临寄咏，或古或律，歌咏并赋七十八首，暨本朝大手笔如太师吕公、侍郎丁公、尚书夏公之作，榜于梁栋间。又明年春，鸠材僝工，稍增其旧制，古今诸公于篇咏外，率无文字称记。”可以说，范记第一部分基本上只是这段文字的浓缩。

范记第二部分写岳阳楼的壮丽景色在洞庭一湖。这也可以从唐贤诗文中找到借鉴。像孟浩然的“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临洞庭》）刘长卿的“叠浪浮元气，中流灭太最。”（《岳阳馆中望洞庭湖》）韩愈的“南汇群崖水，北往何奔放，潴为七百里，吞纳各殊状”（《岳阳楼别窦司直》）元稹的“驾浪沉西日，吞空接曙河。”（《洞庭湖》）柳宗元的“洞庭春尽水如天，”（《别舍第宗一》）崔珏的“湖中西日倒衔山”（《岳阳楼晚望》）等诗句，特别是气势雄浑的“吞”与“衔”，对范仲淹写洞庭风光都不无启发。

范记第三部分以下，除写了“淫雨霏霏”和“春和景明”的洞庭不同景色以外，主要是写不同人物览物之情。共有三种情况：一是当“阴风怒号，浊浪排空”的时候，“感极而悲”；一是当“春和景明，波澜不惊”的时候，“其喜洋洋”；一是“不以物喜，不以已悲”的“古仁人之心”。这三种不同人物及他们的不同心境，基本上都可以在滕宗谅提到的唐贤诗文中找到影子。元稹有一首《遭风二十韵》。其中写道：“俄惊四面云屏合，坐见千峰雪浪堆。罔象睢盱频逞怪，石尤翻动忽成灾。胜凌岂但河宫溢，泱（左土右央）轧浑忧地轴摧。疑是阴兵至昏黑，果闻灵鼓借喧豗。龙归窟穴深潭旋，蜃作波涛古岸颓。水客暗游烧野火，枫火夜长吼春雷。浸淫沙市儿童乱，汨没汀洲雁鹫哀。自叹生涯看转烛，更悲商旅哭沉财。”在自然风浪的袭击下，“在昔讵惭横海志”的元稹，由朝廷贬到江陵，联想到自已的坎坷遭遇，他“此时甘乏济川才”。这样的景物描写，正是由“去国怀乡，忧谗畏讥”的心境产生的。这不正是“感极而悲”吗？李白晚年流放夜郎，途中遇赦，归途路过巴陵，便欣登岳阳楼，作了《与夏十二登岳阳楼》诗：“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云间连下榻，天上接行杯。醉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真是“把酒临风，喜气洋洋”啊！再看杜甫的《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他在老病孤舟兵荒马乱的情况下，系念的不只是自己和家人，更多的是黎民的忧患，这不正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古仁人之心”吗？这三种类型的人，每种都不只是一两个。可见，滕宗谅不仅用《洞庭晚秋图》和唐人诗赋为范仲淹提供了写景方面的帮助，而且提供了思想内容方面的借鉴。还需指出的是《岳阳楼记》的立意，并非要写出洞庭之特色，而是着力于洞庭湖阴晴晦明的变化引起的览物之情的差异；所写景物也非精雕细刻，而只是粗线条的勾勒。就是这粗线条的勾勒，与上文所说来自《洞庭晚秋图》和唐贤诗文，同时也来源于对太湖等湖的熟悉。范仲淹的《苏州十咏.太湖（七）》绝句写道：“有浪即山高，无浪还练静。秋宵谁与期？月华三万顷”。其写浪高如山和湖平如练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色，与《岳阳楼记》“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和“春和景明……一碧万顷”的景色，何其相似！滕宗谅相信一幅《洞庭晚秋图》能让友人写出好文章，就因为他相信友人能运用避实就虚、驾轻就熟的联想，来缝合直接生活的不足。

第三，我国古代碑记文的写作，本来就存在两种情况：一是作者亲历其境，耳闻目见；一是根据请托人所绘图景或开节略敷衍成文。当时縢宗谅先后还请欧阳修作了《堰江堤记》（作于庆历六年），尹洙作了《岳州学宫记》（庆历六年八月），三篇都是根据滕宗谅所绘图景或信所述概略而敷衍成文的。三人中，尹洙就没到过洞庭湖，欧阳修写《堰江堤记》也不是根据到过岳阳所见的情景写成。这也说明，象这类碑记文的写作，完全可以凭借作者的想象。陈师道《后山诗语》卷二：“范文正公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尹师鲁读之曰：传奇体尔。传奇，唐裴铏所著小说也。”（引自高步瀛《唐宋文举要》中）尹洙是古文家，主张写作古正经的古文，而反对文艺性散文，所以对《岳阳楼记》是不无微词的，但从创作角度看，传奇乃是唐宋以来对小说的称谓，这又正确的指出了想象虚构在《岳阳楼记》创作过程中的意义。

文学创作是复杂的，文学作品的诞生，往往由多种多样的因素促成，文学作品反映的客观对象自然与作家的生活经历有关，然而，作家表现的思想意趣更与作家的生活体验有关，更何况生活除去直接生活还有间接生活呢。那种认为如果范仲淹没到过洞庭便无法把洞庭风光写得如此逼真的观点，是与《求记书》提供的内在证据不符的，是一种过分注重外部联系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