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启动集中“治超”三年，基本遏制司机的超载超限，中国公路渐释重负。但鲜为人知的是，一些地区的交通执法者持续而残酷盘剥司机，“三乱”正在制造诸多伤害，令中国公路背负累累恶评。
公路的敌人
记者邓飞发自河南陕西
暖水瓶、用可乐罐制成的简易烟灰缸、堆着棉大衣被褥的小床，一根铁丝串着数以百计的大小罚款单，突兀刺目。
在这个约两平方米的驾驶楼里，老陈可以在任何一个角落找到罚单。看见罚单，刚才还笑眯眯的陈就翻了脸。他怒气冲冲说，他一上了路，就成了人家砧板上的鱼肉。
今年42岁的陈是一台欧曼货车的车主，对斜穿中国中西部的312国道了如指掌。“这条路是一条可怕的路，如果你脾气不好，你可能活生生被气死”。
2008年4月14日，夕阳在这个县城抹上一种土黄颜色。这个地处河南省西南的县城，像一个巨大的货运中转场，修车补胎加油加水的巨大招牌随时可见，重型货车鸣着刺耳长笛，像坦克一样轰隆隆跑过，卷起漫天尘土。
经过一些交流，记者获准藏在他的驾驶楼里，以河南西峡到陕西西安为一个观察点，试图记录这300余公里的路程上将遭遇什么。
商洛交警又上了电视
老陈带着两个司机在路边餐馆里吃了三碗面，合计着在18时开车，送20多吨小麦去陕西宝鸡，然后运30吨煤回来。他们的路线是经陕西商南县、丹凤县、商洛市，再经过西安市的蓝田县、走环城高速去宝鸡。
之前，陈在西峡伏牛山里种地，但2005年，中国开始谋划“南水北调”工程，当地为涵养水土，推行退耕还林，陈也就来到了县城谋生活。
西峡是豫、鄂、陕三省的交汇点，凭借312国道承接南北。陕西的煤炭在西峡集结然后发散到湖北各地。西峡由此成为中国一个知名的运输大县，有2000台以上的重型货车。
陈不会开车，但他像当地很多人一样贷款买车成为车主，雇请两个司机跑运输。陈的妹夫叫王金伍，是当地一个知名的司机维权者，带着摄像机、录音笔也爬上了驾驶楼。
1990年后，中国运输力随着国家经济迅猛发展而迸发，各地几乎“无车不超载”，有的改装车辆甚至装了一百吨以上的货物，蹒跚而行。“多拉多赚钱”严重损害了中国的道路桥梁，并形成巨大的安全隐患。
中国的公路负重不堪，一些只顾自己赚钱的司机被媒体描述成为公路的敌人。2004年6月，中国开始了三年的集中治理超限。
老陈说，货运司机的厄运来临。各地的交警、交通局的运管、公路局的路政等“大盖帽”们相继上了公路，开始执法。但执法者的心思不是帮助国家治超，而是罚款，“交了钱，你还是可以继续‘超’”。而“治超”不过是最新一个罚款的名目。
2004年8月，新华网的一名记者藏在内蒙古开往天津的运煤车上，亲眼目睹了一些部门和执法人员把货车当成了“唐僧肉”，打着治理“两超”的幌子大肆进行罚款，中饱私囊。
新华网由此警告说，中国有20万执法人员上路“治超”，巨大的利益驱使将令众多的执法者陷入腐败深渊。
报道两天后，原交通部部长张春贤承诺保护司机权益，并为交通执法确立相关政策标准：各地交通、公安部门一律按照统一的车辆超限超载认定标准，进行执法；罚款必须在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超限超载检测站内进行，不得在路面上随意罚款；此外，不经过称重检测，不能进行罚款。不消除违法状态，一律不得放行，不得重复处罚。
之前，交通部曾下达“五个不准”。
“但下面的人没有一点做到了”陈说，比如白天被陕西丹凤县交警罚款200元，过了晚上12点到蓝田县，还得重新罚一次。部门之间也互不相认，交通罚了路政还得罚。
22时许，到了商南超限站。老陈看见一楼的交警处理室没有灯火，满心欢喜。之前，交警每次必罚他两百元。中国交通部门的超限超载认定标准是，陈所拥有的6轴车车货总重最高不得超过55吨。陈的车自重17吨，由此他认为可以装38吨货物。
事实上，交通部门向陈收取的也是30吨的养路费。
奇妙的是，中国的交警部门执行的却是另外一个不同标准——交警对陈的货车颁发的行驶证上的载质量是21吨，200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机动车载物不得超过行驶证上核定的载质量，超过这个数就算超载。也就是说，陈拉30吨货物，原中国交通部门是认可的，但中国公安部门就认为超载。
交警告诉陈说，你超不超限我不管，但你肯定超载了。
24时许，车辆顺利通过丹凤县超限办。
整个商洛市一路无事。
陈禁不住赞美他的妹夫——王金伍去北京参加了一个司机维权论坛，并给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提供了商洛市交警如何收黑钱的偷拍录象。4月12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将其播出，反响强烈。
“交警回家避风头去了”陈说，一个揭露或者批评乱罚款的报道可以管一段时间。
永远不要交警问为什么
过了商洛市，就进入了西安市所辖蓝田县。
王金伍说，媒体上没有提及蓝田，也就没有打草惊蛇。该县交警的一个特色是：下罚单都是撕一种早就填好的小小收据，永远没有处罚决定书。
凌晨3时许，经过蓝田县收费站大约两三公里，果然在路上看见了交警。
老陈的车稍做减速，方便记者拍摄，被一个年轻交警恐吓，“还不快走，不走就扣你的车了”。
在距离收费站4公里的一个加油站，记者和王金伍下了老陈的车，搭上了一台回西峡的车，看看蓝田交警在做什么。
司机在靠近交警罚款点的时候，关了车灯，然后冷不防冲了过去，交警冲出来，在车后大声吆喝。
“省了一百元啦”司机老姚兴高采烈，开了一包红旗渠香烟以示庆贺，“俺就知道他们晚上就窝在那里”。
记者和王在蓝田收费站下车，又找了一台货车折回去。司机听说是调查“三乱”，很激动，反复叮嘱“一定要向党中央反映，他们在北京不知道情况”。
记者和王在加油站再次下车，又杀了一个回马枪。
套着夜光背心的交警这次站到了路上，逢车必拦，每拦必罚，熄灯溜过显然不可能。车主数了60元钱交给了司机，“你去讲个价”。
司机小蒋把录音笔放在口袋里，抓着钱跳下。
一个约四十多岁、尖脸的瘦小交警走了上来，一言不发。
录音显示：
蒋：“少罚点嘛”。
交警哼了一声，“咋个少法？”
“一人买一包烟抽吧，”蒋递上60元。
交警不作声，收了钱，撕下两张纸。
“看，明明收了60元，只给40元票，就是这么黑”小蒋跳上驾驶楼骂了一句粗口。交警给他的是两张20元的《陕西省当场处罚定额收据》，上面早就填写“违反交法95、98”等潦草字样。
车主说，这两张收据还不能丢，在前面10公里处的王顺山一个加水站，它们还可被用来加水，替代5元钱。
“交警又可以回收这些小票，继续罚款”小蒋补充说，这些小票罚的钱就可以落入私人的口袋。
记者在车厢用一个黑色塑料袋包住相机，拍下整个过程。《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规定，确认为超长、超宽、超高的，对交通安全影响轻微的，可当场制作简易处罚程序决定书后放行。
交警整个过程没有看过车牌、车厢一眼，甚至也没有出具处罚决定书，他为什么就可以径直罚款，并撕下早就填写好的罚单呢？
“你永远不要问为什么，这是我们司机的规矩。”小蒋说，他三年前第一次跑车，蓝田交警说超载了，要罚款一百元，蒋急了，撩起雨布说车厢是空的，怎么会超载。
交警铁青着脸，打着手电到处照，说，俺就不信你没有问题。
被吵醒的车主慌了神，跳下驾驶楼劈头盖脸骂了蒋一通，又对交警说了很多好话，交了一百元才放行。
车主说，这还算正常。有一次，他没有装满货，就把车厢的铁栏杆放下一层，竟然被蓝田路政认定是擅自改装，罚款2000元，“俺当场就哭了”。
交通部令2005年第6号，2005年8月1日实施的《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规定：承运人使用擅自改装或者擅自改装已取得《道路运输证》的车辆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路政部门把一个“擅自改装”变幻得五花八门，令人叹为观之。一些货车加高车厢拦板、车辆安装捆绳器、加装副油箱或水箱、卸下栏板或者防止雨水淋湿货物插上几个棚杆、盖上油布也被称之为改装，一律罚款。
坐地生财的检测站
凌晨6时，陈的车进入西安市区。王金伍收集到了西安灞桥区交通局从2008年3月15日到4月7日开出的18张处罚决定书，罚款总额近两万元。
西峡司机称，灞桥区公路管理站的人在加油站旁等司机们加足油和水后，就会现身，带司机去加油站前面的一个地磅点，检测是否超限。
“一台大货车一次可以装水600多公斤”陈说，油水充足的车多少会有点超重，但从来就不会有人理解，而是张口罚款几千，最后讨价还价。
国家开始着手建立稳定制度来解决问题，花费巨资在各地建立超限检测站，试图翦除各路执法者在公路上凭借目测、堵车执法、随意罚款等失范行为。
奇妙的是，一些交通执法者放弃了流动式罚款之后，又很快找到了坐地生财的好法子。
2000多年前秦始皇开始统一的度量衡，在一些交通执法者手里出现了一系列离奇故事。2007年12月，《京华时报》报道说，北京市昌平交警以“查超”为名拦下30多台外地大货车，带到一个检测点过磅。令司机惊讶的是，结果全都高于实际载重，少则高３吨，多则高达１４吨。
昌平交警还发明了“接车费”、“过磅费”和“停车费”，即运输车辆被拦截到过磅处要交“接车费”２００元，过磅再交１００元，停车还得交１００元。
外地司机的集体上访，最后导致地磅的秘密暴露——地磅计量不准。
王金伍说，每一个收费站都挂着“地磅经过国家计量部门标定，所有称重车辆不予复磅”，不论司机如何质疑检测站的地磅，结局只有一个——交钱。
王的一个司机，不交钱，就被送给警察以“扰乱单位办公秩序”为由拘留。
国家似乎考虑到有人会在地磅上作假，也就制定《治理车辆超限超载检测站管理办法》，对交通执法者设立超限检测站进行了诸多规定——需要报请省人民政府批准，并由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定期校对，确保准确计重。
4月15日凌晨7时，记者和王金伍来到了灞桥区境内，找到司机们所说的加油站和称重地磅。经加油站工作人员确认：灞桥区公路管理站正是使用该地磅称重罚款，后因为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后停了下来。
王金伍发现该地磅只是一个商业地磅点，并不是经由陕西省政府批准和监督的检测站，该地磅之前做出的计重由此不能成为罚款依据。
王在地磅上摆开18份《罚款处罚决定书》，引来很多司机围观，王开始向他们讲解其中的诸多问题。该处罚决定书显示：“当事人对以上行政处罚不服的，可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上一级执法机关申请复议或者……..”
而根据1999年4月颁发的《行政复议法》规定，行政复议期限为60天，该处罚决定书显然是在《行政复议法》实施之前印制的法律文书，里面的条款也早就过时了。
王还发现，该处罚决定书没有处罚机关的执法章，均只有“西安市灞桥区公路管理站财务专用章”，而财务章一般不能用在处罚决定书中。
此外，这18份处罚决定书在司机交纳罚款后，连一份罚款收据都没有。
2005年8月，交通部对交通执法者的《十条禁令》规定，治超执法必须严格遵守《交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及其他国家有关程序规定，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要严格按照规定制作《询问笔录》和《违法行为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并将有关事项及时告知管理相对人。
“他们什么都没有做到，为了赚钱，地方就是不听中央的。”王说，这些钱一定是流进了小金库或者被私分掉，绝对没有进入财政。
3月27日，王和央视记者拿着该些票据去找灞桥区交通局，该局办公室承认是其局管理管理站作出的处罚，当谈及处罚决定书不合法、收钱没票据时，工作人员吱唔了许久，只是一句“怎么会这样呢？”。
有评论称，在这个转型时期的国家，利益驱动总是能够激发权力部门无尽的牟利创意，而不被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却又能把一些创意变成现实。
在一些交通执法者眼中，超限超载检测站显然是一个新的财源。他们恨不得像开专卖店一样到处开检测站。最近，中国一些地区开始出现了移动的超限超载检测站，这样他们可以到达有公路的任何地方。
2008年4月1日，《华西都市报》报道说，四川达渝高速公路达州收费站出口到达州塔石路，短短7公里的路程就有三个违规的超限检测站。一辆外地车在经过塔沱检测站时，执法人员开口就是3万元，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处罚5000元。
违规检测站和他们的勒索令外地司机不敢白天进城，不得不在高速公路口等到执法者回家睡觉，才赶紧进来。
真正的敌人
“我的理解是，20多万执法者上路3年并没有管好超限超载。”王金伍说，但国家在2007年底开始试行计重收费，“一把就抓住了我们司机”。
如今的超限显然得不偿失。陈的车长期往返西峡和宝鸡，该车运输货物49吨至55吨时，一趟也只能赚取运费1500元。西安至宝鸡的高速收费是480元。但当货物超过55吨时，高速收费将高达2300元。
而在其余的普通公路上，当运输货物在49吨至55吨时，每一个收费站收费115元，当货物超过55吨时，仅此收费将达到800元左右。
只要一超限，就要亏本。陈说，“打俺，俺也不去超啊”。
中国三年治限已经取得基本胜利。2007年11月，原交通部部长李盛霖提供数据称，货车超限超载率从治理前的80%以上已经降到10%以内，北京等10多个省市已经控制在3%。
中国的公路渐释重负。
2007年底，原交通部、公安部等九部委表示将再用三年时间，着力构建治超工作的长效机制，保证中国公路的安全、畅通和和谐。中国还将对大型货运车辆给予通行费优惠政策，降低大吨位货车的运输成本，鼓励运输车辆标准化、大型化。
耐人寻味的是，整个国家似乎也一直在和这些声称保护公路的执法者战斗。
“治超”者一度只罚款而不卸载，而被罚款的司机为挽回罚款成本，选择更多超载。“治超”者又据此向国家索要更多经费、编制和更大的罚款权力来“治超”，进而加剧“三乱”问题——乱设卡、乱收费、乱罚款。
2005年8月，原交通部出台“十条禁令”，不准刁难、辱骂、殴打驾驶人员；不准饮酒工作；不准里应外合私放“两超”车辆；不准接受吃请或馈赠；不准对同一超限超载违法违章重复罚款；不准照顾亲友有偿卸载“两超”车辆；不准只收钱不卸载；不准长时间对“两超”车辆扣而不处；不准私设小金库或者贪污；不准违法扣留司机证件。
禁令显露了中国在“治超”过程中出现的交通执法乱象。
2006年，河南省政府纠风办组织４次大规模的治理公路“三乱”，共查处公路“三乱”和不规范执勤案件３２３起，党纪政纪处分６８２人，收缴、退还违规资金467万元。当地媒体描述为一场伟大的战役。
司法部研究室副研究员刘武俊说，执法部门的执法权和轻易而丰厚的的利润催生了“执法产业化”，而畸变的“执法经济”成为少数执法人员和少数部门的的新“经济增长点”。
一个佐证是，2007年5月，《农民日报》记者调查，陕西省各区县（市）交通局的运管所都属于自收自支单位，财政不拨一分钱，但因为罚款丰厚而成为各级领导竞相塞进亲属的好单位。编制只有20人的长武县运管所在岗人员60余人，永寿县运管所多达96人，富平县运管所则多达200人，分两班轮流上班——100人上半年上班，另100人下半年上。
一种令人惊讶的恶性循环由此形成，唤起了国家痛苦的记忆——1980年代以来，中国有18家“大盖帽”竞相上路执法检查，查偷逃税款、追假冒伪劣、查走私香烟、查矿产资源流失等等，似乎只有上路才能搞好工作，令民众叫苦不迭。1994年，国务院牵头，由原交通部、公安部、国务院纠风办在全国启动治理公路“三乱”，只留下公安、交通、林业三家。直到1998年，中国的公路才基本实现无“三乱”。
和治理司机的“两超”相较，治理一些地区的交通执法者的“三乱“显得更为艰难，颇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势。
2008年3月，陕西省的媒体报道说，312国道商南县五里牌超限检测站，发现2名交警正在用几本提前填好的罚款单处罚过往车辆。
罚款处理单上已经填好了违章条款，只是空着时间、地点、驾驶员、车号。检查人员还找到已经开好的3本定额罚款单和3本现场处罚通知书，全部填写了超载的处罚理由、处罚金额，并有处罚人的签字。
新闻报道令当地公安局长表态说，全市交警系统开展为期一月的“治理公路‘三乱’，规范执法行为”专项整顿活动，他承诺要通过学习教育，进一步打牢执法为民的思想基础。
但一个月之后，商洛市的交警又被中央电视台曝光。
似乎没有其它一个行业比勒索外地货运司机安全而快捷创收。2006年12月，潼关县运管所一执法人员被发现周末回到华阴县的家里，一个人上路拦车赚外快。一个晚上至少“处罚”五、六台车，收入500多元。
更为强悍的是，2006年5月，《河南商报》报道称，陕西省潼关县工商局多次在连霍高速陕西潼关收费站处，伙同交警强行拦截货车，以货物有质量问题为由进行罚款，且不出具任何凭证。
河南省巩义市一车主张建勋被非法罚款2.7万元后，回家服毒自尽。戏剧性的是，张的弟弟后来送货到陕西，被工商局的人和交警鸣枪迫停，罚款1.5万元。
还有车主被迫向工商局缴纳“赞助费”和“保护费”。潼关由此被称为“鬼门关”。
2006年3月，《秦风网》说：2005年，陕西全年查处公路“三乱”案件97起，取缔违法违规道路收费站(点)16个，涉及公路“三乱”收费1900多万元。
但2007年初，《农民日报》记者在312国道咸阳段不足300里路程上，看到沿途上路“执法”的交警、运政最多时有20余处。咸阳到长武的路程不足150公里，却有“卡子”20多处，司机排着队交钱。
公路是现代经济的血脉。全球收费公路14万公里，其中有10万公里在中国。原交通部规定40公里设一收费站，而一些地方政府截短路程设站收费。
“一直遭遇诟病的收费站已经令中国司机付出高昂的运输、出行成本，一些交通执法者还持续对货运司机进行盘剥勒索，形同公权抢劫”有网友在互连网上如此留言，现在已经不是司机，而是管理司机的执法者成为公路的敌人。他们在伤害无数司机和他们的家庭，妨碍人财物的快速流通，最终伤害的是整个国家。
2008年4月16日，老陈装着38 吨煤回到了西峡。他收取了5600元总运费，花了1600元加油、1100元交过路费、100元吃饭、100元过磅称重，还要支付卸货费、养路费、司机工资和轮胎维护等费用。
至于罚款方面，宝鸡交警罚款200元、蓝田交警罚款100元、商州交警罚款100元、丹凤交警罚款200元。“谢天谢地，这次没有碰见路政，要不又是几百元不见了”。
即便如此，罚款也占了总运费的十分之一左右，留在手中的钱只剩下2000多元。陈还在不断的把钱往外拿，这是司机的工资，这些是已经交纳的养路费，那些是车辆折旧费，还有轮胎折旧费、保险费、投资的利息……
算着算着，长眉细目的陈又开始愤愤不平，“他们简直是毒瘤子，是吸血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