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冈州志》勘误一则——许应隆、李友直与济川桥

济川桥，俗称石羊桥，在武冈市头堂石羊渡。桥跨资水，为七拱六墩的半圆拱拱联石桥，长八十多米，宽近六米，气势宏伟。有关此桥的最早文字记载，为收录于《武冈州志》许应隆撰的《济川桥记》。

许应隆在记中说，他以转运使的身份摄武冈军，武冈进士李友直向他报备建桥事宜，他表示支持并要表彰李。表彰典礼过后，他从旁边经过，发现桥柱已立起来了，李友直亲在现场督工，不辞辛苦。第二年，桥竣工，李友直来信向他求记。他赞佩李友直的胸襟为人和实干精神，欣然为记。因李友直的父亲李世楫字济川，便把这座桥命名为济川桥。

如此看来，此桥创建者为武冈进士李友直。雍正《湖广通志》之“关隘·津梁附”亦载：“武冈州：济川桥，在东石羊渡，宋武冈进士李友直建。”建桥时间则是在李友直中进士之后。而李友直中进士时间，据光绪《武冈州志》和嘉庆《湖南通志》，均载为“淳祐元年辛丑（1241）徐俨夫榜”，那么，此桥建成的时间不会早于1242年。

因而，许应隆以转运使的身份摄武冈军事的时间，是在李友直建济川桥前后，反之亦然。换言之，这两个时间是一致的。但奇怪的是，康熙、嘉庆和光绪三版州志的“职官表”均载许应隆为孝宗朝“淳熙中任”，而孝宗朝淳熙年为1174-1189，淳熙中则是1180年前后，比李友直中进士的时间早六十余年。显然，这要么是李友直进士及第的时间记载有误，要么是州志“职官表”载许应隆任期年份有误，两者至少必居其一。

李友直的及第时间，州志和通志记载一致，且明确到年分榜次，所记当无误。而许应隆，嘉庆州志载其“里居佚”，籍贯不详，且其人与事迹不见其它史志有别的记载，因而无从对照加以印证。

有人以为许应隆或即福州闽县之许应龙。许应龙为南宋名臣，《宋史》有传，嘉定元年（1208）登进士第。据《宋史·许应龙传》与宋沈说《庸斋集》之《许枢密（应龙）神道碑》记载，许应龙死于“淳祐戊申（1248）”，“享年八十一”。由此可知，他出生于乾道三年（1168），“淳熙中”时不过十二三岁，又怎么可能为官知武冈军呢？而若以李友直中进士后建济川桥的时间（1241年后）为是，则此时的许应龙年已逾古稀，同样不可能在武冈为官。而且，据史志载许应龙之“宦迹”，他进士及第后，“教授临汀……除兵部尚书兼中书舍人……兼给事中，兼礼部尚书，除端明殿学士、提举洞霄，签书枢密院事，积阶至中大夫致仕”，除“教授临汀”外，后一直在京中，而很少地方为官经历，更未有在湖南武冈为官记录。因此，此许应龙必非州志上之许应隆。

州志又载有许应隆撰写的《司理厅题名记》，记云，他以转运使的身份摄武冈军事，推官黄子椿请他为司理厅写记，他一直推辞，黄极力劝说“谢公公旦在桓台时，尝手书南轩《长沙司理院记》，俾以为为法”云云，他才答应下来。

黄子椿言中的“南轩”即“南轩先生”张栻，南宋著名理学家。乾道二年（1166）张栻主持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第二年任湖南提刑，《长沙司理院记》即作于此间。

黄子椿言中的谢公旦，为江西崇仁人，嘉定七年（1214）甲戌袁甫榜进士，曾官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淳祐中”出任福建运判、浙江巡按，为理宗近臣。谢公旦曾为吉州司理参军，“手书南轩《长沙司理院记》”当是此间事。

许应隆在记里又道：“君（黄子椿）之治狱岂非受之谢公而源流于南轩者乎？”

综上可推知，张栻、谢公旦均为黄子椿的前辈；而谢公旦与黄子椿生活年代更近，黄资历较谢浅，年龄稍小。因此，黄子椿为武冈推官时间当在“淳祐中（1246-1252）”后。而这也正与明隆庆《宝庆府志》的记载吻合：“黄子椿、熊震龙、郑源之，俱在宝祐中武冈军司理参军。”不过，隆庆府志同样误许应隆摄武冈军时间为“淳熙中”。

宝祐年为1253-1258，宝祐中则是1254年左右。这与李友直淳祐元年（1241）中进士后修济川桥的时间段相符，而这正是济川桥的创建时间，也正是许应隆以转运使摄武冈军事的时间。故而，各版《武冈州志》载许应隆为“淳熙中任”的说法是错误的。

                                                                            原发于《邵阳日报》20220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