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尴尬的生日

（二）尴尬的生日

陈顶军是我的战友，新邵人，我们一同在云南哀牢山某部守过坑道，一同考上大学，并且就读同一专业住在一个宿舍，大学毕业一同分配青海，近十年时间，我们形影相伴，可谓挚友。他思想睿智，但说话尖刻，不留情面，在学友之中，金句频出，绝对的语言霸权。有人说手表慢了两分钟，陈便说“手表是坏的”，听者无言以对。对于生日的理解，陈的说法就是“找个借口吃一顿”，我初听觉得是，但后来觉得也不全是， 如同我的生日，就没了吃一顿的激情，因为我的出生不能确定。

我的生日，一直是个谜团。我出生的时候，妈妈已经是五个孩子的母亲，可能繁杂的家务和繁重的农活，她没能准确记住自己的苦难日。父亲、母亲和姐姐记住的分别是三个不同的日期，大家都有道理有依据。母亲说是28日，父亲说是26日，大姐说应该是27日，说与街上某某是同一天的生日。他们这种模棱两可的生日表达，让我在懂事后完全没了过生日的激情和意义。那个平常的有秋雨的早晨，正如我普通而平凡的人生，平常得不会被其他人记住一样。母亲说我的生日是28日的早上，临盆时，她要大姐去喊临居欧奶奶来接生，具休时间不祥，只知道街上已有响动，有人出来劳作。那时的乡下没有手表、也没有时钟，把手表、单车、缝纫机纳入女孩出嫁的三大件，已是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乡下定位时间只有依靠太阳照在墙上的刻度。我们家临街的木货柜傍有根菜碗粗的杉树，是为防止木屋倾斜而支撑的----小时候，每当大人不在家时，我和二姐常常通过这根木桩爬进爬出。一家人起床与吃饭的时间，也是由太阳光线照在木桩的高度来决定。1999年由张艺谋执导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有这样的一个情节，水泉小学唯一的高老师因为家中有事，要暂时请假回家，村长不得不从隔壁的村子找来了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魏敏芝来代课，高老师临行前指着课室内木柱上的铁钉向魏敏芝交待，“太阳照到这个钉时就上课。”这部电影热播时，我正在广州军区驻花部队服役，一些同事看后，觉得影片有些夸张，有丑化农村的嫌疑，他们其实不知，这种现象在中国农村太普遍了，可见大导演张艺谋是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准确地抓住了生活的细节，也让现代人更加深刻理解古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时间观念。我出生的那天没有太阳，自然不能准确判断出生的时间。

听我母亲后来说，我出生的那天早上明明是下着雨，但她恍惚间做了一个梦，看到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正是这梦中的太阳，支撑她着熬过所有的苦难，也支撑着我走过所有的泥泞。                    

对于我的生日，我更相信我的父亲，因为他是一名公社干部，有做记录的职业习惯。他常年在外，这个日期应该是母亲第一时间告诉他的，只是母亲自己后来没有记准确罢了。我出生的时候，父亲正远在武冈城郊的红星大队蹲点，按照当时的情况，我的父亲是一两个月才能回家一次，他知道我的出生应该是一个月以后的事情，并且记录在他工作的日记本上，父亲因病提前退休后，我偶然在他的工作记录本上看到了我家所有人的出生信息。这也就是我后来在各种官方的个人信息登记时，记录的出生日期是7月26日。

虽然各种档案材料定格在26日，但我的内心依然留下认同的缺口，在走南闯北的漂泊中，全然没有过生日的兴趣，并且常常忘记，有时甚至还有自己的年龄----也包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