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差不多要忘记她的时候听到她的消息的。
她进了精神病院。
一向有单位“新华社分社”之称的蓉儿在唾沫横飞的发布着这一消息的时候，我正伏案疾书一份十万火急的材料，该死的园珠笔写不出字了，我狠狠在在纸上一划，“嗤”的一声，洁白的纸上留下了一道道长长的印痕。
我的心“格登”一下。我抬起头，呆呆地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这几天小镇的天是大段大段的灰色，有细细的雨丝从天空中轻扬地飘过。毫无半点防备的人们被突如其来的寒流袭击成寂寞的姿势。
我不留痕迹地叹了一口气。六年过去了，那个名字差不多要在我的记忆里完全地消失了。而当记忆苏醒的这一刹那，我甚至不知道如何开始回想那个曾经深深伤害过我的女人？因为我不知道我是应该仇恨她还是应该怜悯她。
她是我曾经的顶头上司，一个被生活榨得毫无半点生机的干瘦女人，但是她有才。甚至可以用才华横溢来形容她。她的文章是我们这个系统里的样板，为这个庞大的系统里多位领导人捉过刀，代过笔，当然，听说个人生活方面也是枝枝绕绕，缠缠绵绵。
我进她的那个部门之前，那个被称之为“人事部”的部门里其实就是一个光杆司令。她通揽了一切。我的调入美其名曰是为了“协助”她。
我进门的第一天就感觉到了她无处不在的敌意。有点让我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我的调入是一个领导亲自点名的，而她又和这个领导有一点说不清道不明，于是，醋海翻波，在单位的中层管理人员会议上，她极力主张人事部不需要增加人手，那个领导则力排众议。我被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弄得头晕目眩，刚进社会的喜悦和惊奇荡然无存。只有在每日的努力工作中保持着一种如履薄冰般的小心翼翼。
她有时候也会对我很好，和我说一些这个单位的历史，当然，说的更多是她的荣耀，我就是在她那种近乎带有一种张扬的述说中慢慢开始了解她的才华的。
还有她那个像梦厣一般的婚姻。
她的婚姻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自以为彼此的熟悉就像熟悉自己一样，却没有想到，白天高高大大的男人到了夜里就不行了，“见花流泪”。
“没有人相信，我在结婚后的半年里还是一个处女，”她幽幽地对我诉说着，语气里找不出半点的喜怒哀乐，“我自然不甘心，我带他北上首都，南下广州，正规的，民间的。偏方，土方，只要能治这个病的，我都让他吃。在一个电闪雷鸣的夜里，我感受到了那种尖锐的疼痛。那已经是我结婚的第八个月了。”
她的声音并不好听，带有浓重的地方口音，我常常无言以对，不知道怎么开口。她时不时地会出神，眼神呆滞而空洞。视线常常会越过我的脸，停留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那种飘渺的目光会让我感觉一种彻骨的寒冷。
更多的时候，她对我冷若冰霜，女人和女人之间，一旦加入了男人的因素，这种敌意就变得不可理喻了，我试图解释我和那位指名调我的领导之间的清白，毫无半点用处，为避免越描越黑，我不再辩解。许多的时候，我常常自我解嘲，就当她是提前进入更年期吧。
这种日子延续了二年半，我忍受了许多常人难以忍受的指责和刁难，也失去了许多本来应该属于我的东西―――工作上的荣誉、生活中的友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的人际关系糟糕透顶，全拜她所赐。
后来，单位人事变动，她赖以依存的那位领导一纸调令，离开了单位。她被新任领导打入冷宫，去看守仓库。我去仓库领办公用品时，她不敢看我。
再后来，她主动提出辞职，在一个下大雪的早晨独自一个人离开了这座小镇。慢慢地，我失去了她的消息。
春去秋来，我依然留在人事部，坐到了她曾经坐过的那个位置上。随着她的离去，许多的误解和猜疑像阳光下的冰雪，融化得没有了一丝的痕迹，我坐在那个被玻璃幕墙和红地毯重重包围着的办公室淡淡地微笑。对面人家天台上的菊花开得热闹非凡，五彩缤纷。
蓉儿把脸凑在我的面前，神秘地问，知道她是怎么进去的吗？
我摇摇头，想不出有什么能令强干如男人的她如此失魂落魄！
她的男人抛弃了她。那个在她面前如同废物的男人在别的女人面前生龙活虎，她不能接受这一事实。
我黯然。婚姻！只有婚姻才能令女人失去常情，失去把握，失去自我，
我约了几个同事，去看她，在有着淡淡栀子花清香的院子里，我们隔着栅栏远远地观望她，她神情平淡。如入定的老僧。
我没有打扰她，或许在她纷乱的记忆里，我们已经如同那抹淡淡的花香一样，早已远得若有若无了。
如同她在我的记忆中一样，只是一种提点，一种疼痛。提醒我在过去的岁月里曾经走过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