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教课书中描述的刘文彩、黄世仁之类的地主都是恶霸，为富不仁，专门欺凌穷人，坏得不能再坏。这些坏地主被抓了典型，故事搬上了银幕，地主的名声被彻底搞臭。最后成了只要一提到地主，翻身当家作主的人民群众就恨之入骨。在那个年代，地主一家人低头做人，很多因不堪折磨而上吊自杀。
真实的刘文彩与黄世仁是好是坏，我们现在不好去考证。但从父辈一代人口中得知：其实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地主都是坏地主，大部分的地主与红色书本中的描述相差遥远，让人觉得地主也好可怜。
在上世纪的四十年代，我家的六爷爷与大伯是两个标准的长工汉，叔侄俩经常一起、到外面给大地主帮工，也就是说打长工。六爷爷鬼名堂多，村里人叫他“悟空”。大伯为人老实，本份，就只会打工。
那个年代也是物价飞涨，那时老百姓没有房产这个概念，只有田产，土地是保值的，所以只要有了一点积蓄就买田产。爷爷一家节吃省用，大伯他在外面帮工得来的谷子大多被爷爷卖了，买了田产。田是从村里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人手里头买来的。父亲常和我说：多亏解放得早，不然爷爷一家也被打了地主。
那个时候给地主打长工，吃住都在地主家里，是包吃包往的。六爷爷与大伯他们两个每年的工钱是每人十五担谷子。听大伯说地主每年大部分的粮食被六爷爷与大伯分走了。要是碰上天旱或虫灾的年份，地土欠收，两个长工汉的工钱却不能少，地主一家人就只有天天喝粥的份了。要是碰上更坏的年份，地主还得不好意思地向两个长工汉求情：今年少拿点，来年再补上吧。
六爷爷与大伯不仅打工工资高，分了地主老板的大部分红利，而且生活条件也好。要是间了几天没有吃大鱼大肉了，六爷爷会不失时机向地主暗示：我想吃好的了。
有一年，收成不是很好，生活当然也就差了。无论怎么差，地主再苦，也不能苦两个帮工的，因为他们干的是力气活。
一天，六爷爷和大伯帮地主上街买东西。路上，六爷爷对大伯说：“老侄呀，我们十来天没有打牙祭了，东家那只老公鸡也该让我们尝尝了。今天你不要做声，一切听我的。”
大伯知道六爷爷的鬼点子又来了。
六爷爷与大伯进了街，没有急着去买东西，而是在街上悠哉悠哉地走来走去，谈天说地。看着天色不早了，六爷爷和大伯才买了东西挑回家去。
地主在家里盼望了很久，不见两个上街的回来，直到天黑，才见到两个人迈着艰难的步伐回来了。
地主迫不及待地问道：“老曾，你今天是怎么了？这么晚才回来，有气无力的样子。”
六爷爷长叹了一口气，说道：“黄老啊，你是不知道，我在去的路上拉了二十次尿，回的时候又拉了二十次尿，身体太虚了，那还走得动啊。”
老东家马上明白了六爷爷的话，接过六爷爷的话大声说：“好的，老曾，今晚就把这只公鸡杀了，给你们叔侄俩好好补补身子，也好明天有力气干活。”
解放后，这位老东家被打了地主，当家作主的穷人要整他的材料：说他不讲良心，不给俩长工汉的工钱，剥削与欺诈长工汉。想好好收拾他！
有一天，当地农会的主席老远到我们村来找六爷爷与大伯，要他们俩揭发这位老东家的恶行。大伯说：“我大粗人，不识一个字，但我要讲良心，我给他帮了五年工，见他一家人喝了五年粥，有好吃的是我们俩长工汉先尝。我们帮一年工，人家一大半的粮食都给了我们。我觉得他好，有时真还对不起这位东家。我是不会同你们去批判他的，觉得没脸！”
六爷爷也给农会的人骂了一通：“张癞子，你当初穷，是你游手好闲，败家子，把自己的田产卖光。整天不做事，到处要饭吃。借了黄老的粮食从来没还过，后来黄老不愿借给你了，就对人家怀恨在心。现在世道变了，让你这个穷光蛋当了农会主席，就开始报复人家了。”
来的人理亏，就灰溜溜地走人了。后来六爷爷与大伯也挨了批评与教育：以后不能再替级阶敌人说话，看到你们俩穷的份上，这次就没有开你们的批斗大会了。
现在去回首那个年代的往事，很多事情让人心酸不已。主席“矫枉必须过正”的人生哲学为何不变成“点到为止”？从斗地主到后来的“反右”运动，这些过正的背后不知有多少家庭在无奈的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