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已是2001年的公历一月份了。看着离过年已只有一个月了，我的压力越来越大，想着整天的无所事事，真的是心里很累。
真正让我感受到：人生最大的痛苦不是来自肉体上的辛劳，而是来自精神上的空虚。我在心里不停的告诫自已：先找个事做着，不管它好不好，等过了年再说。
于是，最后我就在广州棠下村进了一个没有厂名的制衣厂。我是以做杂工的方式进了这家工厂。
负责招工的是一个还不到三十岁的男人。他中等身材。人看起来不是很精神的那种。日后才知道他是这家制衣厂的厂长，姓刘，和我还是同一个市的人呢，说起来也算是家乡人。
当时，招工写的是招车工和杂工。招工连进厂的简历表都不要填，只要有一张身份证就可以了。也许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快过年了，大多数工厂都在赶货，也很难招得到人。
他什么都没问我，就说要我了。然后告诉我要我第二天带行李去厂里报到好了。
在找工作的那段时间，看到新市镇这附近的工厂大多是些制衣，制鞋厂。这些我都没有经验，技术工又做不了，所以很不好找工作。
最后，我只得选择一个自己从来都没有想过的最低级的杂工做。没做之前，我看这名字也猜想到杂工应当就是什么都做，打杂的。所以也知道工作肯定很累。
但是人在那种条件之下，也没有选择的空间，要么就做，要么就不做。想想古代的英雄豪杰也有过流落街头的故事，我一个平民百姓做这样的工作也不觉丢人。古人告诫我们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呢！
第二天，我就带着行李离开了陈丹家，她们也没问我具体是做什么事。我也觉得要是说实话，她们说不定又得笑话我，所以我什么也没有说。只说找了事了，然后说了些感谢的话就拿着行李到了棠下的那个制衣厂报到。
这是一家离棠下站只有一里路左右的一家没有厂名的加工厂。厂房是在某小区内的某栋楼房的二楼。一楼是别的工厂的车间。
因为车间是在二楼，所以日后为我的搬运工作带来了很多的不便。有的时候因为货梯忙，我们搬货就只得从一楼扛着笨重的物料到二楼。
且说这个厂的老板，他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台湾商人。人长得牛高马大的，很是魁梧。据说她的老婆在台湾，而这个厂是她和情妇合伙开的。
她的那个情妇是四川人，长得很有几分姿色，对人也不摆什么架子，平时自已也和员工一样的做事。大家见了，也叫她为老板娘。
其实像在台商中，娶两个老婆的并不稀奇。很多人都是台湾有妻子，而在大陆又有老婆。听说在台湾传宗接代的思想仍然很严重，如果老婆不能生育，而在外面再找个老婆回家，家里的老婆也不会很在意。如果带回的老婆又生了小孩，那家人还会喜出望外。一般都是会接纳的。
且说这工厂厂房，它是租用来的。厂房不大，其实整个车间也就是一百多个平方米。车间里显得很零乱，没有系统的正规化的管理。甚至连厂名都没有看到，是没有通过认证的不正规企业。说白了，其实就是一个简易的中间加工商。
虽然听说所生产的产品是出口到国外去的。但那打的是别的工厂的品牌。所以经常看到别的客户天天守在厂里监督催货。因为是中间加工商，而且又是到了年关，在拼命的赶货，所以5S工作更是谈不上。东西乱摆乱放。几个部人，如车工部，开料部，质检部，烫衣部，剪线部等都聚集在同一个车间里，是一个大杂居的场面。
在这个小小的加工厂里，算上我一共才两个杂工。
以前有一个叫刘明。20多岁的年轻人。人长得瘦高的。为人还不错，大家都叫他阿明。后来我被招了进来以后，这个厂里就又多了我这个杂工。
听阿明说杂工的工作就是什么事都要做。如在剪线部剪服装加工后残留下来的多余的线头。另外就是负责运送货物。帮着扛加工所需的布料。因为车间是在二楼，所以第次来材料时都要把原始布匹搬到二楼的物料管理部去。
还有就是负责帮裁床师傅刘奇拉布和数被载剪出来的布料的张数，也就是点数。
车间的主管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发了福的挺着大肚子的四川人。虽说是主管，其实自己也要动手做事。我刚去的时候就是在剪线部打杂。也经常看到主管和我们一样的剪剪线头。有时候也会再复查一下我们捡得是否干净彻底。
剪线部其他的都是一些女的。其中有一个女孩子—阿敏。因为我们每天都有剪不完的工作要做，所以我和她们并没有好好聊过。只是烫衣部的大师傅－－－刘青，他做完事闲的时候就经常过来看看和逗逗小敏。后来才知道今年已经二十八了的刘青还没有对象，所以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来追小敏的。
阿敏比我大，大约有二十四的年纪了，还没出嫁。人长得不是很美丽，但说话很温柔，成熟中又有一点害羞样，她做事从不偷懒，是个做事很扎实的女孩子。
我进去做杂工才三百块钱一个月，而大烫工，他们是计件的，听说加班可以挣到三仟多块一个月。工资还算可以的。
阿敏对刘青的追求显然并不反感。俩个人也有说有笑，有问有答。谈恋爱中的人很是幸福的。
而我当时只是穷困潦倒的落魄人一个。那时的我流落到这个境地，情绪极为低落。我上班只是一个劲的低着头做事，并不与人攀聊。
做剪线工虽然是个轻松活，但是工作时间太长了，早上7：30上班。除了吃饭，因为是赶货，所以每晚都至少要加班到深夜的二两多钟。有时候为了赶出第二天的货，只好通过加通宵来完成。由于下班下得晚，人多冲凉房少，下了班还要排队去洗澡。
有的时候实在是累得不想动了，一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就不想动了。到了早上六，七点钟就又要起床了。
其实一个晚上也就没有睡到几个钟头了。以至到了晚上加班时坐在剪线台前眼皮子就会不听使唤的打着架。有时候做着做着事，手就不知不觉停了下来，眼睛眯着眯着就睡着了。一个字就是累！
旁边的阿敏也和我差不多，也经常是坐着坐着就打起了瞌睡，头不知不觉就低了下去。听说她们加一个小时的班也才一元钱。而我是个拿固定工资的人，不管怎么加班也就是三百块钱一个月。想着那样拼死拼活的干一天也就是十块钱，心里真不是滋味。
每天早上起床时，看到室外吹进来的寒风心里就直打哆嗦。第一次真正感觉到了打工者挣钱不容易！
以前在读书时所学的：资本家是怎样剥削劳动人民的。想着就些就痛心。说什么资本主义社会没把工人当人看，现在的我们不是也在受着同样的罪吗？社会主义社会这些资本家不一样要剥削劳动者吗？
起早贪黑，真的是成了农奴。和我有过同样经历的被剥削者又何止千千万？
这些基层的打工者真的是辛苦！工资低，睡不足，吃不好。我们当时那么辛苦的工作，也没见老板加过餐，搞点好吃的，给我们补充下营养。真的是小气！
那段时间，因为又是快到了过年的时候，我不由得老是想起那首流流歌来：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亲爱的妈妈，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没有一个家，冬天的风呀，夹着雪花，把我的泪吹下。。。。。。。。
想着自己的遭遇，就好像歌词中写的就是自已，不禁悲从心来。
也不知什么时候，和我睡在临床的车工王刚，他动了我行李里面的东西，看到了我的毕业证。于是他便对一些人讲了。说我是个读书人，文化还不低，没想到竟来干这种活，受这份罪。
日后，王刚便对我渐渐好了起来，慢慢的我们就成了好朋友。我当时进这个厂的时候没有填过表，也没和别人说过我的学历。也不知道老板知不知情我的这些事。但是过了不久，我就被从剪线部调到了裁床部。我做了裁床工刘奇的帮手，其实也还是个杂工。
刘奇是江西人。也才二十多岁，因为有了裁床这门手艺很讨老板的器重。裁床裁布是首先要根据图纸画图的。看到刘奇的绘图水平还好，也还写的一手好字。可能也因为这样，年轻的他很有几份自负和牛气，常常自以为是。真的有一点像小人得志的那一种。
说实在话我当时并不怎么买他的账。他会的绘图，我在学校里也学过，并不比他差。只是我学的是操作五金厂里的机床，跟这个风牛马不相及。只是他对我的这些也并不知情，也从没问过我，我也从没说。因为我只是一个杂工，我最多做完过年，搞点路费。过了年我肯定是不做了，所以也没必要让别人知道什么。
刘奇当时就是把我当成了一个纯粹的杂工看待。叫我给他搬布料，数布的数量，来回不停的和他拉布。也就是扯着布从裁床这头走到那头，然后又从那头走回到这头。往复的这样做着同样的事，我简直是成了做牛做马的人了，围着裁床转个不停，日日夜夜周而复始的做着同样的事情。